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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艺术的背后—国徽诞生的艰辛历程

时间:2013-11-03 21:36:12编辑:中国红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庄严、挺拔、凝重、壮丽。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在共和国每一处庄重严肃的场所,悬挂在全世界每一块有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上。他是无声的乐章,看见他,你耳边就回响起《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激昂的旋律;他是无字的丰碑,铭刻着中华民族远至五千年来的文明,近至五四以来的革命风雷。他用世界各民族都能读懂的语言,宣告着共和国政权的性质,宣告着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是谁,  
构思、设计、缔造了这庄严壮丽、凝聚了高度智慧与艺术的共和国之徽?  
 
  钟灵:国徽的总设计师是周恩来总理  
 
  曾经参与国徽设计的钟灵说,周恩来总理是国徽的总设计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钟灵在中南海里担任会场布置科科长。他当时的工作,是布置美化会场之类。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是他写的;那两条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也是他写的。这两条标语后来又改写过两次。一次是把后一条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再一次是将繁体字改写成简化字,直到现在。钟灵写标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那条写在延安城墙上、由于“工”字一竖拐了两个弯、“人”字加了三撇而受到毛主席批评的标语,就是钟灵写的。全国政协的会徽,是他和张仃两人设计的。  
 
  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其中提出对国徽图案的设计要求:要有中国特征、政权特征以及庄严富丽的形式。短短三十多天,国旗方案来稿收到2992个,而国徽方案只有一百余个。这一百余件来稿中,有的只是一种设想,没有画出设计图来;有的只是一幅草图。钟灵和张仃也在政协会徽的基础上,设计了几幅彩色的国徽方案。周总理认为比征集来的强,便批示给审查小组。  
 
  据有关报道,1949年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歌、国徽方案。11个组的意见、看法很不一致。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郭沫若等18人出席。会上毛泽东讲了几个问题,对国歌、国旗的方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于国徽,大家发言中对所有的来稿都不满意。毛主席最后说,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工作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据钟灵同志说,后来周总理指示:扩大范围,多找些专家来参与国徽的设计工作,集思广益。于是,张正宇、张光宇、周令钊以及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梁思成、林徽因等都被吸收进来。这就形成了城里、城外两个设计小组,城里即张仃、钟灵、周令钊等人,城外即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老师们。这两个组,一个是由美术家组成的,一个是由建筑师组成的。风格、思路、审美情趣、对艺术的价值取向都完全不同,设计思想自然也大相径庭。张仃、周令钊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等,色彩鲜艳。清华大学林徽因和莫宗江设计的方案,则以瑗——大孔玉璧为主体,中央是一颗大五角星,图案中还有国名、五星、齿轮、嘉禾等。颜色由金、玉、红三色组成。  
 
 
 
        据清华大学朱畅中说,这个方案完成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3日。这些方案交上去以后,过了半年才拿出来讨论。  
 
  据几个方面的同志说,这两个组当时的争论是很激烈的。梁思成批评美术家们设计的方案像“鞋袜商标”,而且他反对将天安门放进国徽里,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统治的象征,新中国的国徽不应使用。  
 
  然而对林徽因等人的方案,也有批评,说是“自由主义”的象征。  
 
  美术家们坚持把天安门放进去,因为那是五四运动发生地,是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地方。 据钟灵同志说,两个组的“官司”打到了周总理那里,关于国徽中是否应有天安门,最后是毛泽东主席做的“裁决”: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统治的象征,而应视为革命的象征、民主的象征放进国徽的图案中。张仃等人的创意得到了肯定。  两个组的争论虽然激烈,批评也很尖锐,但双方的出发点是共同的,都是为了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有中国特色的、能体现新中国特征的共和国之徽来。在毛主席、周总理做了工作之后,两个组统一了思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这个时间应该是1950年6月。  
 
  此后,周总理又先后做了几次指示。他说:国徽中不应光有麦穗,还应该有稻穗,因为我国南方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周总理还提出:国徽要明朗、挺拔、向上。正是这些指示,为国徽的设计方案定下了基调。  
 
  国徽的最后方案集中了集体的智慧  
 
  据清华大学朱畅中说:1950年6月11日晚,周恩来总理约请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要题材设计国徽图案。6月12日上午,梁思成在清华新林院8号自己家中,向参加国徽设计的教师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介绍了美术家们设计的国徽图案形式及国徽审查组的几点意见。发动大家讨论设计新的方案。在爱国主义激情的鼓舞之下,他们很快完成了几个方案。  
 
  著名的长城学专家罗哲文先生,当年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一员,也参与了国徽方案的设计。他说,在设计国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营建系老师们的热情都很高,但要数林徽因付出的心血最大。当时她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可是她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徽设计工作。那个以玉璧(瑗)为主体的方案,就倾注了她的许多智慧。她认为,璧是我国古代最高贵的礼器,瑗象征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大小五颗金星象征国旗,齿轮、麦穗及红色绶带象征工农联盟。整个设计方案类似中国古代的铜镜。这个方案虽然被否定了,但林徽因的关于国徽要有象征意义,要有民族特色,要程式化、图案化的设计思想,被营建系的教师们接受了。
 
 
  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营建系教师们反复探索、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最后拿出国徽设计方案,由红、金两色组成。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是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国旗前面,是天安门按严格比例尺缩小的正面金色浅浮雕图。由于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五星红旗更显得伟大、壮观、庄严、辉煌。周围是金色的齿轮和稻麦穗,用红色的绶带缠绕,象征着工农联盟。  
 
  一个多星期夜以继日的冥思苦索,过度的紧张、劳累,使本来就是弱病之躯的梁思成病倒了。  
 
  6月20日晚,中南海派车来接,由梁思成的助手朱畅中,将国徽方案及说明书,送到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美术家们也送去了他们设计的方案。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正中墙前摆放着两个图案,左边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是中央美院的美术家们设计的。两个图案都以天安门为主题,美术家们的天安门色彩丰富,蓝天、黄瓦、白石栏杆、红柱红墙,非常美丽。与清华大学只有金红两色的图案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审查组的成员们观看着、评论着。周恩来总理来了之后,沈雁冰先生宣布开会。  
 
  这次会议,选中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会后,周总理对清华大学的方案又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上,通过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 
 
 
 
  同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审议通过了改进的国徽图案。  
 
  梁思成先生后来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引为最光荣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们的集体创作,而我是其中的一个。”  
 
  高庄说:非常抱歉,我耽误了很多时间  
 
  把平面图案塑成立体的国徽,也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务。由梁思成举荐,这副重担落在了当时也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的高庄的肩上。  
 
 
 
  高庄,原名沈士庄,上海宝山县人,生于1905年,已于1987年去世。为写这篇文章,我们在1999年国庆前夕采访了他的儿子高康(大约两年后,高康病逝)。年逾六旬的高康,对其父亲当年塑造国徽的过程,记忆犹新。  
 
 
  高康说,当年新林院8号梁思成夫妇的家,其实就是国徽设计中心。高庄父子当时住在新林院9号,与梁思成住所只有一路之隔。高康说:我父亲的真正参与是在1950年7月,虽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那争吵的激烈、情绪的冲动和完全忘我的投入,却令我永生难忘。”  
 
  开始,高庄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造。反复观察之下,他觉得图案“存在着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图案的形式和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规律上的要求”。这些地方使他“看着不舒服”,“感觉很别扭”。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高庄觉得必须要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这就产生了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国徽图案是经国家最高领导三次审查后在全国性会议上通过的,是最后的定稿,你没有权力修改,修改是违法的。而高庄则抱定一个信念:“为什么不能改?”当时争论非常激烈,有时还大声争吵。有几次高康看见,从8号院回来的父亲,情绪异常激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应该是尽善尽美的。而发现设计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却不能改动,这在高庄来说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高庄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一开头便说:“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许多人知道这封信,许多人见过这封信的底稿,可惜经历几次政治风潮之后,底稿已经找不到了。发出这封信以后,高庄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国徽的塑造中去了。对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平面、每一块空间的处理,他都认真思索、反复推敲。就连每一个稻粒的造型、排列和中心空间的比例,他都反复比较、反复修改。  
 
  高庄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塑造共和国之徽的。高康回忆道:“那个时期,父亲没时间管我了,对我的学习和生活不闻不问。有一次我实在饿了,又找不到吃的,只好去问他:‘咱们吃什么呀?父亲坐在桌前头都不抬,说:‘去买几个烧饼吧。’……他一连几天,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我劝他休息,他说:想睡也睡不着,不如接着干。在他工作的桌上,点着一盏一百瓦的台灯。在强光下长时间地工作,他的右眼灼伤,一度失明;他的右手也出现断续麻木。但这一切,反而加速了他拼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高庄对自己的儿子说:国徽是我们新中国的象征,既要有稳重之气,又要有向上挺拔之势。共和国要稳如泰山,国徽就不能是那个轻飘的样子;共和国要永远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国徽就不能只是个圆环之感。他还说,国徽要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坚强刚毅的精神来。原来自然交杂在一起的稻麦穗,在高庄的改动之后,变得层次清楚、排列整齐、紧密有序了;原来缠绕松散、质地轻飘、脉络不甚清晰的绶带,经高庄改动之后,变得紧张、沉稳、凝重了。在对授带的处理上,他借鉴了一尊北魏石佛衣袖下垂的表现手法。那尊石佛,是高庄从琉璃厂买回的。他还买回了一些古代铜镜,这些铜镜也给了他以许多启发和灵感……  
 
  国徽模型,是用泥塑造的。泥稿完成之后,再把它翻成石膏的。第一个石膏国徽模型翻制出来之后,高庄十分激动。他在石膏凹模的背后,打了一个印记。这个比五分硬币稍大的印章,是高庄青年时代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而设计的。印章用长城图案组成外圆(高庄说这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众志成城),中间是一个五角星(高庄用以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五角星的中央是个“S”,是“沈”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代表高庄自己。青年时期的高庄把自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与反动势力做面对面的斗争中多次勇敢地冲在面前。此时此刻,他又为共和国之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他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徽融为一体了。  
 
  凝聚着高庄心血、令高庄引为自豪的国徽雕塑终于完成了,然而送进中南海后,却挨了批评:不能自行改动,必须按原图图纸重做。高庄只好再次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这次,学校派来一位老师帮助他。  

 
  不久,中央领导听说了国徽塑造过程中的故事(也许,是毛主席接到了高庄的那封信,但记者没有得到有关证据,只能是猜测),特地委托彭真和康克清两位同志来到新林院9号看望高庄。彭真和康克清听取了高庄关于改动设计的说明,转达了毛主席赞同改进提高的意见:“你大胆地改好了。祝你成功!”这使高庄无比兴奋。  
 
  1950年8月18日,高庄带着两个不同的国徽模型进了中南海。在审议会议上,高庄做了一个简短的书面陈述:  
 
  “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的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在我塑造的中间做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  
 
  一百五十余字的短文,竟用了十个“更”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高庄改进后的国徽模型。  
 
  1999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展览上,陈列出一枚国徽。旁边的说明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石膏模型 1950年8月”。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枚国徽,就是当年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审议的那一个。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0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一枚木制国徽。  
 
  1951年5月1日,一枚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被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据钟灵同志讲,国徽设计任务完成之后,政务院决定向八位主要的同志颁发一笔奖金:每人800斤小米。梁思成提议:高庄的贡献突出,应该多发给他一些。但是所有人都没有领取。高庄建议:把这笔奖金捐给抗美援朝战争。  
 
  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有文章提到国徽产生的经过,不断有人去访问高庄。高庄谦逊地说:“我不是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我只是在塑造中改动了一下。我不过是个工匠。”他多次说:“国徽的真正创造者是党,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应该想到,我国人民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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