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知名学者直接进入中国高层政治圈的第一人；江泽民的核心幕僚和胡锦涛的“文胆”之一；曾对“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作出重大理论贡献——
在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后，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京奥筹备情况，到8月1日接受外国媒体联合采访，从会见前来出席京奥开幕式的各国领导人，到8月8日宣布北京奥运会正式开幕，两个身影始终相随。
其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是“大管家”身份，自不待言；而同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并非必跟的身份，却也寸步不离。
再放眼至更早前，胡锦涛7月7日出席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G8峰会，5月17日来到四川汶川震中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等等，前述二人亦无不一同前往。
有海外分析称，现今的格局已是胡锦涛出行，两人必然随侍：令计划负责安排行程等事宜，王沪宁则扮演“文胆”角色。由此足见王在胡眼中以及中央的份量，须知，作为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最重要的理论幕僚，当江在任时，王还始终藏身幕后。
现年53岁的王沪宁，在国内政治学界声名显赫，是新时期学者从政最抢眼的人物。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其贡献颇多，并因此被外界称为红墙“第一智囊”。
评论甚至指，依目前之势，未来到第五代接班之时，对王沪宁的政治前途应会有所交代，比如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毕竟，以其近20年来在政治理论工作中的贡献来看，也是实至名归的。
第一批政治学研究生
公开资料显示，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出生于上海，祖籍山东莱州掖县。
在他刚上中学时，正赶上“文革”，学校停课后，他常一个人躲在家中看书。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了第一次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要这样？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理想的？尽管少年时期的想法只是模糊和表面的，但已显现出日后哲学和政治思考的倾向。
1971年，王沪宁初中毕业，由于体弱多病，他躲过了“上山下乡”，留在家中得以继续自学。1974年夏，在做了不到3年的学徒工后，他作为“工农兵学员”获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干部外语培训班学习法语，时年19岁。
按正常情况，王沪宁可以由此走上一条外交官之路，但3年后当他毕业时，正赶上中国恢复高考和逐步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术。
在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上海市出版局干部后，1978年10月，王沪宁成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政治学研究生，师从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教授。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并迅速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政治学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
1985年，年仅30岁的王沪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此后又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尽管在今日高校中，20多岁就拥有副教授乃至教授的高级职衔已不乏其人，但在当时这却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复旦园的政治人生
其时，王沪宁的著述之丰，治学之刻苦勤奋，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景观。
1986年，他发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上海知识界开始讨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集权的作用，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理论。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
1987年5月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是王沪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还登上了《半月刊》等时事杂志的封面，而广为人知。这皆出于他的政治学研究造诣。
1988年，王沪宁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一年后，出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1994年，出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他还担任过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华语）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代表队的指导老师。当时的国际大专辩论会风靡全国，他执导的“最佳辩手”蒋昌建等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在同学和同事的心目中，王沪宁当时整个心思都在做学问上。“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做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至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他在1995年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中曾这样形容。
而他不美满的婚姻或许也正缘于此。报道说，在师从陈其人时，王沪宁认识了北京籍的同龄女生周琪，两人谈起了“富有哲学意味”的恋爱，直到毕业，双双留校任教，缔结良缘，一切都很顺利。可是他全神贯注于学术领域，只会和周琪躲在屋子里看书、做笔记、写论文，“唯一像谈恋爱的样子，是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某一个政治学方面的问题”。即使在准备结婚时，他仍然埋头书堆，对一切事情不闻不问。婚后，两人为了学术事业而没要孩子，上世纪90年代初，终告分手。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周琪的父亲是国家安全部主管政治情报分析的副部级官员，一直挂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国际上颇有名气。而与周琪分手后，王沪宁同他在复旦的学生，小他12岁的湖南女孩萧佳灵结合。
从青年才俊到高层智囊
知情人士说，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王沪宁就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尤其是颇得时任中办主任曾庆红的赏识。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也有过请他作政治顾问的念头，在调入中央后仍念念不忘，且多次在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面前提及。以至此后，江还同王沪宁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别需要一套完整而有见地的政治学理论作参考，而王沪宁的学术理论被看好。
他的政治学著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深入浅出地讲明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观点。他还注重理论的实用性，每篇文章、每部著作所论述的，都是中国当时存在的问题或需要借鉴的理论。
王沪宁曾参与了从十三大以来的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其中，有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条件的论述，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他曾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拔苗助长”。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超过中国现阶段的条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也只有这样，发展民主政治才是有效的”。这些理论的意义，都可以从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决议中见到影子。
同时，他通过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研究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全社会的民主”。
1995年4月，王沪宁在吴邦国和曾庆红的力荐下，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当时最红的智囊人物滕文生的领导下工作。由此开始了仕途亨通之路，先是担任政治组组长，3年后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王沪宁堪称近年来直接由学院知识分子登堂入室，进入中国高层政治圈的第一人。他的从政，在当时学界和政界也引起不小的震动，影响了一批学者“学而优则仕”，形成中国政坛一支不可多得的重要力量。
此前的中共智囊学者，比如胡乔木、邓力群等，首先是党内有相当资历的人物（二人曾分别任中宣部副部长和部长），其后才逐渐转入理论研究。而王沪宁首先是一位知名学者，以这种背景投身政治，对更多有志投身政治的学者来说，是个新典型。
对于这种现象各方有着不同看法。拥护者认为，学者从政，特别是知名学者从政，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反对者则指，不能忽视中国官场对于学者的异化，可能导致“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与使命感，沦落成颂圣派、注释派大师，以平庸的方式泯灭”。据称，在1989年之前的政治宽松期，王沪宁曾撰文传播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政治反对”概念，但此后政治风向转折，他就再也不提了。
“三个代表”起草人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包括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当这作为全会内容被以决议形式传达以后，连国外媒体也表示了敬佩，美联社当天就发表评论，新决议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它既表现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体智慧，又表现出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
据海外媒体报道，江泽民时代最为倚重的高层智囊有三位，王沪宁、滕文生和刘吉。其中，刘言谈比较“放肆”，经常敢于发表一些与中央精神不符的“过激”言论。滕原是《红旗》杂志的编辑，后被邓力群选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10月跟随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1989年10月因中共元老薄一波推荐担任江泽民的政治秘书兼中央政研室副主任、主任。此外，江从上海带进北京的现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也是高层重要笔杆。
江泽民的多次出访，王沪宁总以“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随行。而凭借比较超前但又合乎规范的思维，其被外传最大贡献在于，是江的重要政治遗产——“三个代表”思想（即中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起草人，为此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胡锦涛掌权后，唯才是用，对江的两位核心幕僚继续委以重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王沪宁当选中央委员，同年10月出任中央政研室主任，滕文生则转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近几年是中共历史上在理论创新频度最高最快的时期，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执政能力建设等一批理论创新成果，适应了变革时期中国的需要，也在党内取得高度共识。王沪宁与他领导的中央政研室，在其间举足轻重，为胡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夯实了学术基础。
核心幕僚闪耀十七大
在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一批为中央最高层出谋划策并贴身相随，同时掌管国家要害部门的核心幕僚党代表群体，包括令计划、陈世炬、夏勇、滕文生、王沪宁等，受到了外媒瞩目，被认为将在未来5年中共政坛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接替王刚升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一直被外界认为是胡锦涛最信任且得力的助手之一。1999年开始公开以胡锦涛办公室主任身份陪同胡出席各项活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陈世炬近年来则几乎与胡锦涛贴身相随。资料显示，他于198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哲学系，1986年起至今一直担任胡的秘书。海外传媒报道，胡每次出国访问出席活动前，令计划或陈世炬都会提前到场踩点检查保安部署等。
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亦被认为是胡倚赖的重要智囊。现年47岁的夏勇，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享誉学界。2004年9月出版《中国民权哲学》，提出“新民本说”。他同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成员，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振民等人合称《基本法》“四小护法”。在出掌国家保密局后，他还宣布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员总数不再是国家机密。
几个中央级智囊机构的其他主要负责人也几乎悉数入选十七大代表，包括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韦建桦、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何毅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冷溶等。
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王沪宁更与令计划一道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继邓力群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书记处书记之后，又一位理论界人士出任该职。值得关注的是，其还身兼中央政研室主任职务，这种情形在过去似乎从未有过。有分析称，这意味着胡锦涛希望统合大陆所有研究机构，并加重政策计划在中共决策过程中的份量。
事实上，十七大人事换届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学者型官员加速崛起，官员的学术功底更加扎实。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分别拥有清华和北大的博士学位；在政治局委员一级，王岐山等也非常耀眼；而在其他层级的高官中，夏勇以及与王沪宁同为威权政治的主张者、提出增量民主与善治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等新型官员的出现，也代表着知识群体的力量。
对于学者从政充当高层智囊，参与到政治架构的设计和政治走向的筹划之中，海内外人士、社会各界普遍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解读和评价。也有学者认为，很难说这些智囊对现实政治运作会起到多大作用，更不能从一个学者的学术立场推断他的政治立场。但不管怎样，从中南海专家讲座、最高层集体学习等制度的建立，到胡温在重大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上对专家学者建言的重视，在高层和智囊之间，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正在逐渐形成。分析认为，这种变化根源于执政党的成熟，也与智囊群体对中国现代化之路复杂性的认识更趋理性、建设性有关。
链接一：
王沪宁简历
出生年月：1955年10月
籍贯：山东莱州
学历职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教授
个人履历：
1972-1977年 上海师范大学干部外语培训班学习；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干部；
1978-1981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
1981-1989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其间：1984年4月加入中共，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1989-1994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
1994-1995年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主要著作：《比较政治分析》（1987年）、《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1988年）、《美国反对美国》（1991年）、《狮城舌战》（1994年）、《政治的人生》（1994年）、《新政治学概要》（1998年）、《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2004年）
链接二：
影响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高层智囊
王沪宁 54岁 复旦大学法学硕士 曾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研室主任 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条件；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全社会的民主。 “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
夏勇 48岁 北京大学法理学博士 曾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新民本说的要旨是：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中国法治的主要任务是：以法学公理为基础，坚守根本价值，建构基本的框架和原则。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理念；和谐社会理论。
俞可平 50岁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央编译局常务副局长 通过增量民主的渐进式改革实现民主，突出强调民主程序。提出善治的8个分析性标准，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秩序、稳定。 发展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政府管理的改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