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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大清名将,经典之战:山海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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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出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天聪九年(1635年),多尔衮等率军前往收降蒙古林丹汗之子额哲并获得传国玉玺。崇德元年(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次年正月,皇太极令多尔衮追击朝鲜国王家属。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大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
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追封为“清成宗”,谥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两个月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剥夺多尔衮的封号,并掘其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人物生平编辑

少年时代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十七日,多尔衮出生于辽东赫图阿拉城,生母名阿巴亥,乌喇那拉氏,是乌喇贝勒满泰的女儿,比努尔哈赤小三十一岁,她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满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1]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衮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2]  ,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3]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3] 

初建勋功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阿巴亥被逼殉葬[4-5]  父母死时,多尔衮年仅15岁。天聪二年(1628年),在母亲死去的翌年,多尔衮就随其兄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有战功,破敌人于敖穆楞。皇太极赐给他“墨尔根戴青”的美号,这一年,多尔衮16岁。天聪三年(1629年),多尔衮跟从皇太极从龙井关突入明朝边塞,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逼近通州, 接近北京。并且在广渠门外大败袁崇焕祖大寿的援兵,又在蓟州歼灭明朝山海关的援兵。[6]  天聪四年(1630年),攻打北京的大军班师回朝,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又大破明军。[7] 
多尔衮多尔衮
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初设六部,命多尔衮掌吏部事。在攻打大凌河之战中,多尔衮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多有伤亡。事后,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多尔衮说:“墨尔根戴青也冲锋而入,倘有疏失,必将你等处以严刑,断不宽容!”进攻锦州城,他又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明将祖大寿的军队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的军队则由南向北发炮,多尔衮受到夹击,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向他谈及当时的险状,祖大寿说:“果有此事?如炮火击中大王坐骑,后果不堪想象!”多尔衮却说:“当时两仇相敌,唯恐打不中啊。”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商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皇太极向大臣们询问,明朝朝鲜察哈尔这三个地方,先打哪个。多尔衮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动摇明统治根基,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出发,建议皇太极每年整顿兵马,乘谷子熟时深入明境,围困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其屯堡,消耗其国力。多尔衮的建策,得到皇太极采纳。因山海关外一带地方尚为明朝重兵把守,于是八旗军队绕道蒙古地区,越过长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给明朝以沉重打击。攻灭蒙古察哈尔部,获传国玉玺。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惟独察哈尔部在林丹汗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精兵万人,前往黄河河套地区,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进展顺利,先后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传国玉玺,上有“制诰之宝”四字,多尔衮将玉玺呈献给皇太极。群臣因而奏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

受封理政

崇德元年(1636年)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从此更加受到重用。[8]  十二月,清军攻陷朝鲜李朝南汉山城 。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皇太极令多尔衮追击朝鲜国王家属,并限“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四月初五,多尔衮押送国王家属等182口报捷[9]  
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南征明朝,这次南征兵分两路,贝勒豪格在多尔衮亲率的左翼军中。左翼军从墙子岭、董家口入关,掠山西,破济南,杀明朝总兵卢象升;然后北掠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返还,往返扫荡数千里,于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回到辽东;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敌17阵,俘获人畜26万[9]  。崇德六年(1641年)至崇德七年(1642年)松锦之战。双方各投入十多万大军会战,清军起先以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为首,后皇太极亲自赶来增援。明军经两年激战最终惨败,洪承畴松山城破被俘投降,祖大寿举锦州城投降。[10]  松锦之战后,辽东全属大清,大明势力退入山海关[9] 
皇太极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多尔衮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11]  。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12]  。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13]  。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拥立幼帝

崇德八年(1643年)农历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猝死盛京后宫,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时,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皇太极称帝之初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
多尔衮便是另一个竞争者。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济尔哈朗
庄妃永福宫庄妃永福宫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因此,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劝多尔衮自立为皇帝。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等都一起来到崇政殿。最后矛盾集中在了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和以多尔衮和多铎为首的两白旗上。双方相争,委决不下。[14] 
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多尔衮自立的条件还不成熟,阻力来自两黄旗原皇太极手下的亲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尔衮最后议定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15]  至是,礼亲王代善等奉福临登位,各王贝勒大臣等,共同誓书,昭告天地,同时宣布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改元顺治[15]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16]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顺治帝在笃恭殿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亲赐大将军敕印,令他统大军南下,入关与李自成和南明王朝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宏伟事业。[15] 

定鼎燕京

顺治帝临政时,关内正一片混乱。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声威日壮的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灭。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17]  。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16] 
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四月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军支援,则“将裂土
顺治元年摄政王发给明故军民的谕旨顺治元年摄政王发给明故军民的谕旨
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盛京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四月二十二日,李吴双方在山海关大战。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18] 

统一区夏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多尔衮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19]  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清廷迁都北京既是出于统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于退可出关外的战略考虑。清廷以多尔衮为首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须迁都北京,只有占据这个关口才能进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八月二十日,清朝开始迁都。九月,顺治帝从盛京(沈阳)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赐穿貂蟒朝衣。命礼部为多尔衮建碑纪绩,加赐多尔衮册宝、上饰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冠一顶、黑狐裘一袭,金银、马驼等。十月初十,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20]  十月,当顺治帝于太和门(时称皇极门)重
1647到1648各地反清活动1647到1648各地反清活动
行即位大典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的同时,即令为多尔衮建碑纪功,“永垂功名于万世”。从此,在待遇上,多尔衮开始凌驾于诸王之上。[21]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22]  。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取得清灭大顺潼关之战的胜利,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抗争。[19] 

权势煊赫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等时,王公贵族俱要聚集一处待候传旨,还要“列班跪送”多尔衮。若其回王府,则需送至府门。如遇元旦、庆贺礼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即去朝贺多尔衮。上朝时,多尔衮于午门内从便下轿,而诸王需于午门外下轿等等。上述所有仪注都表明一点,即多尔衮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21] 。同时,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23]  。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多尔衮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以为顺治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铃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从是年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
睿亲王府睿亲王府
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说明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21]  。
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21]  。
顺治五年(1648年)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说多尔衮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任人唯亲,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21]  。

身后荣辱

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尔衮追尊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尊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十二月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薨于古北口喀喇城,年三十九岁。
顺治帝闻之震悼。率王大臣缟服东直门外,迎多尔衮遗体。下诏
顺治帝顺治帝
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尊多尔衮正宫元妃博尔济吉特氏义皇后。祔享太庙。多尔衮无子,赐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俸禄是其他诸王的三倍。又以多尔衮的近侍詹岱、苏克萨哈议政大臣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25]  。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帝当政时,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26] 

为政举措编辑

政治

  • 定都北京
清军到达北京后,在是否将首都由沈阳迁到北京的
紫禁城紫禁城
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论。以阿济格为首的反对派,主要以清军入关太快、补给不足为理由,反对迁都。而多尔衮从统一和管辖整个中国的总战略出发,主张迁都北京。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终于统一诸王、贝勒、大臣的意见,决定迁都北京,派遣辅国公吞齐喀等携奏章迎驾。[27] 
  • 创立制度
在政治体制上,多尔衮接受了明朝的现成制度,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诸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朝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19] 
  • 重用汉官
清朝入关,百废待举,多尔衮令戒饬官吏,网罗贤才,收恤都市贫民。用汤若望议,厘正历法,定名曰时宪历[8]  。
并且倚重汉官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设大学士,行使原先明内阁的职责。承袭了明代“票拟”制度,即内阁对内外大小臣工的题奏本章草拟出批复意见,供皇帝审阅定夺。
  • 诛除异己
顺治初立,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哥怨多尔衮不拥立他为皇帝,有嫌隙。顺治元年(1644年)夏四月戊午朔,以语侵睿亲王多尔衮,为固山额真何洛会等所讦。讦告肃亲王豪格怨望悖妄罪,多尔衮就以豪格“图谋不轨”,削去他的王爵,废豪格为庶人,其党俄莫克图等皆论死。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十月,大封诸王,又恢复了他的王爵。
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往四川镇压张献忠大西军。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凯旋回京,没有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属、冒领军功及提拔罪人扬善弟吉赛等罪名,将豪格囚禁于牢狱。三月,豪格死在狱中。多尔衮纳豪格福晋为妃。[28] 
  • 入关弊政
多尔衮有“六大弊政”,剃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
(1)剃发易服
清入关之初,多尔衮颁布“剃发易服”令,清廷明令清军所到之处,限全体汉族人十日之内尽废明朝衣冠,依从满族剃发垂辫、着马蹄箭袖的服饰习俗,违抗者处死,引起全国各地民众的强烈反抗,很多人为此献出生命。
(2)占房圈地
正白旗正白旗
清军入关后,以明末战乱造成大批无主土地为由,强行将京畿土地无偿分给八旗王公贵族,造成大批被圈土地的百姓流离失所,社会更加动荡。
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满族官民随同迁入关内,分布在北京及京畿地区。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多尔衮下令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北京内城(又叫北城)的几十万汉民强迫迁往外城(南城),腾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汉人搬迁时虽然给一点搬家费,但根本不够买房或盖房。许多汉民倾家荡产,或流离失所。
另一件事,是在京畿地区跑马占地。清廷派出官员,骑在马上,拉开户部发给的绳索,纵马圈占百姓良田,俗称“跑马占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田,分给王公贵族和八旗官兵,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大量土地无偿占有了。
(3)投充逃人
清朝王公旗人富户并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圈占的田地上设立农庄,因为缺少劳力,便实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农民供其役使。许多汉人不愿离开故土,或经济破产,纷纷投充到八旗名下,充当奴仆。他们的处境非常悲惨,又引发大批逃亡问题。
多尔衮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法律,规定:抓获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者正法,家产没收;左邻右舍,各鞭一百,流放边远。这种肆意株连、刑罚过重的做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恶果,与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当然也是南辕北辙。

军事

  • 攻灭大顺
清军进入北京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十九日
清军入关后灭大顺政权的战争清军入关后灭大顺政权的战争
,多尔衮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部三万余骑,由大同经榆林、延安迂回入陕进攻大顺军;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所部进军江南。
由于此前李自成为扭转大顺军在山西、河南的颓势,自十月十二日起反攻河南怀庆(今河南沁阳),连克济源孟县,在柏香镇大败清军,斩杀怀庆总兵金玉和等人。[18]  多尔衮闻讯,急命正在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多铎转兵向西,先解怀庆之围,然后由河南渡黄河,与英亲王阿济格形成南北夹攻之势,两路清军同时进攻大顺军。李自成亲率刘宗敏刘芳亮等精锐部队北上,准备与阿济格军决战于陕北。十二月十五日,多铎部进攻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在灵宝境内击败大顺军后趋向潼关。李自成闻讯后急忙率兵掉头赶赴潼关。清军为保证此次战役的胜利,增调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等部经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市西北)援助潼关清军,并调来红衣大炮加强装备。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铎率领的南路军于潼关大败大顺军。同时,英王阿济格率领北路军也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与多铎会师西安指日可待。南北受敌的李自成弃西安南逃,出蓝田,走商州(今陕西商县),转战湖广地区。二月,多尔衮命阿济格继续挥兵追击大顺军。三月,刘宗敏率所部大顺军占领守备空虚的武昌,清军追踪而至,围攻武昌。四月二十三日,刘宗敏率所部大顺军弃城突围,遭清军伏击,大将刘宗敏负伤被俘,后清军用弓弦将其勒死。在此之前李自成率已部分大顺军从汉阳嘉鱼蒲圻退至通城。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湘鄂赣交界处的通城县九宫山玄帝庙中拜神时遭当地乡民所杀,大顺政权至此灭亡。[29] 

社会

  • 轻徭薄赋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宣布自顺治元年起,薄税敛。令曰:“明朝弊政,实行三饷,辽饷之外,复还有练饷、剿饷,数倍加派,近者十余年,远者二十年,以致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更有粮料、召买诸多名目,各种私派巧取殃民。今与民约,凡正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予删除。官吏若有不从者,察实治其罪。”[8] 
  • 革除积弊
多尔衮进入北京后,还下令:“自明朝祸乱,刁风日竞设机构讼,伤财败俗心窃痛之!自今皆予以维新,凡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罪无大小悉行豁免。有违谕讦讼者,以所告之罪罪其自身。田、婚、斗殴细故,就有司告理即可。重大案情者经抚按结案,不是机密要情,无许进入北京越级诉诉。有讼师诬陷良民的,加罪一等反坐讼师。”[8] 

民族

  • 蒙古
民族关系方面,多尔衮首先继承了乃父乃兄的政策,对漠南蒙古友好相待。科尔沁、阿霸垓、扎鲁特鄂尔多斯、郭尔罗斯、土默特、苏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汉、奈汉诸部曾入关协助清军作战,多尔衮对他们优劳有加,封赏甚丰,后来双方的封贡往还长期不断。此外,双方首脑人物也时有来往,如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郡王满朱习礼等贵戚前来,多尔衮等亲自迎送宴请。多尔衮因事出塞,也常与各部落王公贵族相会,从而不断加深双方的感情。[30]  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多尔衮自己也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这些都是传统的联姻政策的体现。多尔衮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维持了北方的稳定。正如后来魏源所感叹的:“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31]  ”[19] 
漠北蒙古喀尔喀部札萨克图汗曾将满人称为“红缨蒙古”,与清廷尔我相称。[32]  顺治三年(1646年)初,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尔喀车臣汗,因此多尔衮命多铎率军平叛,并直接与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发生了冲突。事件平息之后,双方经过书信往还和使者谈判,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先后遣使谢罪,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于清政府,还是在四十年后他们在噶尔丹的威胁下迁入内蒙的时候。
另外多尔衮与漠西蒙古也开始往来。清军入关后,准噶尔下属的许多部落纷纷前来朝贡,巴图尔珲台吉也与清廷建立了联系,厄鲁特下属一些部落还曾帮助多尔衮镇压甘肃等地的起义。[19] 
  • 西藏
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顾实汗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在顺治二、三年间上表入贡,多尔衮也遣使携礼物去慰问。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又派人敦请达赖喇嘛进京,加强双方的关系。对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后代首领,多尔衮也没有轻视,亦赐号锡诰。[19] 
  • 回疆
吐鲁番首领遣使入贡,多尔衮也表示欢迎,并同意对他们重新封爵。这样,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已与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权及宗教政权建立或是恢复了联系,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进一步确立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19] 

外交

清初与李氏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多尔衮入关之时,带着入质世子在军中,顺治二年(1645年)又同意质世子等回国。[33] 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鲜贡米、水果等物,并令朝鲜为他选美女,搞得朝鲜王国人心惶惶。
日本一直对清抱敌视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顺治元年(1644年)发生的漂倭事件中,多尔衮却对那些日本人十分优待,又多次召见他们,“恳切地问话”,并在第二年送他们回国,[34]  向日本表示了友善的态度。
西方传教士自明末以来就进入中国,但多尔衮并未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待他们,这从他优待和信任汤若望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但对葡萄牙人入广东贸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绝,[35]  这表现出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政策开明,而对有可能威胁清朝安全的较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