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经历
公元927年3月21日，赵匡胤出生于
洛阳夹马营[1] ，出身军人家庭，高祖
赵朓，祖父
赵敬。为
赵弘殷次子，长兄
赵匡济早夭，母亲为杜氏。赵匡胤出生时赤红的光照满屋子，奇异的香味过了一晚上都未散去。身体上有金色，三天都未改变。长大后容貌威武，器度豁达，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学习骑马射箭，他总是超出其他人之上。曾试骑一匹烈马，也不给马套上笼头，烈马跑到登上城楼的斜道上，他的额头撞在门楣上人从马上掉下来，人们以为他的脑袋一定会被撞碎，不料赵匡胤却从地上慢慢起身，继续追赶马并跃上马背，一点也没有受伤。又曾在
韩令坤博士的房中，看到有麻雀在屋外打斗，他们就和赵匡胤竞相去捉麻雀，结果随后屋子就倒塌了。
[1] 后汉初年，赵匡胤到处游历而没有遇到住的地方，便在襄阳一座寺庙里住下。有一个老和尚善于看相，看到他之后说：“我把我所有的全部资助给你，你往北去会有奇遇。”赵匡胤往北去以后，于公元948年（乾祐元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征讨
李守贞，屡立战功。
公元951年（广顺元年），郭威称帝，建立
后周，赵匡胤补东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挥使，柴荣为
开封府尹时，转开封府马直军使。
[3] 屡建战功
公元954年（显德元年），柴荣即位后，赵匡胤执掌禁军。北汉来侵犯，柴荣率领军队抵御来犯之敌，在高平摆开战场。战斗将要展开的时候，指挥樊爱能等人首先逃跑，后周军十分危急，赵匡胤指挥自己的同伴骑上马迅速冲向敌人前锋，北汉军队大败溃逃。赵匡胤乘胜进攻河东城，焚烧城门，左臂被流箭射中，柴荣制止他再攻城。回到京城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4]
赵匡胤公元956年（显德三年）春天，赵匡胤跟随柴荣征伐淮南，首战在涡口打败南唐军万余人，斩杀南唐兵马都监何延锡等人。南唐节度使皇甫晖、姚凤率领号称十五万的军队，驻扎在清流关，赵匡胤率领军队将其击败。赵匡胤追到城下，皇甫晖说“：我们各自为了自己主人，我希望双方布好阵式以决胜负。”赵匡胤笑着回答说可以。皇甫晖摆好阵式出来迎战，赵匡胤抱着马脖子一直冲入南唐军阵内，手中兵刃砍中皇甫晖的脑袋，并把姚凤一起擒获。赵弘殷率领军队半夜时来到城下，传呼开门，赵匡胤说：“父子诚然是至亲，但是城门开关，却是国家的事情。”等到天亮，赵弘殷才得以进城。韩令坤攻下扬州，南唐派军队来取，韩令坤主张退兵，柴荣命令赵匡胤率兵二千赶往六合。赵匡胤下令说“：扬州兵敢有过六合的，砍断他们的脚。”韩令坤才固守扬州。赵匡胤不久在六合东面打败南唐齐王李景达，斩杀一万多人。回来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不久又被委任为定国军节度使。
[5] 公元957年（显德四年）春天，跟随柴荣出征寿春，攻克连珠寨，乘势攻下寿州。还军后，柴荣拜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仍旧担任殿前都指挥使。这年冬天，跟随柴荣征伐濠州、泗州，充当前锋，当时南唐在十八里滩扎寨，柴荣刚刚商议用骆驼摆渡军队时，而赵匡胤已率先单骑横渡而过，他的部下骑兵也紧随他渡过了河，因而攻破南唐军寨。又用缴获的南唐战舰乘胜进攻泗州，攻克了泗州。南唐在清口驻屯军队，赵匡胤跟柴荣两翼分兵沿淮河东下，连夜追到山阳，俘虏南唐节度使陈承昭献给柴荣，因而攻下楚州。乘胜进军，在迎銮江口打败南唐军，直抵南岸，烧毁南唐军营寨，又在瓜步攻破南唐军，淮南平定。南唐主李璟畏惧赵匡胤的威名，在柴荣那里使用离间计，派遣使臣送给赵匡胤一封信，馈赠三千两白金，赵匡胤把白金全部送到内府，南唐的离间计失败。
公元958年（显德五年），赵匡胤改任忠武军节度使。
[6] 公元959年（显德六年），柴荣北伐，赵匡胤担任水陆都部署。到达莫州，先到瓦桥关，守将姚内斌投降；打退几千名契丹骑兵，关南平定。柴荣在行军路上，审阅各地所上文书，得到一只皮口袋，袋中有一块三尺多长的木板，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柴荣感到这件事十分奇怪。当时张永德任点检，柴荣卧病，回到京城，任命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用来代替张永德。同年，柴荣驾崩，年仅七岁的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改任
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2] 陈桥兵变
公元960年（显德七年）正月初一，风闻契丹和
北汉联兵南下，后周执政大臣
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二，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今
河南封丘东南
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正月初三赵匡胤的弟弟
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
宋太宗赵炅）和亲信
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
拥立者们一齐表示“
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
赵匡胤
的太后和
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守备都城的主要
禁军将领
石守信、
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
王彦升杀死。
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
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
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柴宗训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
节度使的
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
国号，定都开封，改元“
建隆”。
[7] 袭占荆湖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眼见天下割据势力林立，便对
赵普说：“我睡不着觉，因为卧床以外都是人家的地盘。”在赵普的帮助谋划下，赵匡胤在平定
李筠、
李重进叛乱后，加强
中央集权，改革军制，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经过两年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准备，确定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决心通过战争创造统一局面。遂于建隆三年九月，部署兵力守卫西、北边境，防止辽、北汉南掠；选择荆、湖为突破口，挥师南下，开始了统一战争。
[8] 荆南、湖南地处长江中游要冲，南北相邻，又东临南唐，西接后蜀，南靠南汉。占领荆、湖，即可割裂江南诸国，为各个击破创造条件。为此，宋廷决定寻机出兵荆、湖。
公元962年（建隆三年）十月，武平
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十一岁的周保权继位。衡州刺史张文表乘机兵变，占领潭州（治湖南长沙），威逼朗州（治武陵，湖南常德）。
[9] 周保权为讨
张文表，向宋求援。赵匡胤决定以假途灭虢方略，出师湖南、假道荆渚，以达一箭双雕的目的。乾德元年正月，命
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前军
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以助湖南讨张文表为名，借道荆南。
[10] 二月初九，慕容延钊暗遣李处耘率数千轻骑，攻占江陵（属湖北）城，迫节度使高继冲降，荆南遂亡。
[11] 时周保权已干息内乱，知宋欲图湖南，为阻宋军南下，命指挥使张从富领兵阻截。二月底，宋军水陆并进，突破三江口（南岳阳北），缴获战船七百艘，占领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三月初十，占领
朗州，周保权被俘，湖南遂平
[12] 。
攻灭后蜀
宋平荆池后，即部署攻蜀。后蜀主
孟昶闻讯，欲依托川陕险要地势，严兵拒守，同时遣使约北汉共同反宋。赵匡胤获后蜀叛将赵彦韬，得知蜀军兵力部署，遂下令出兵。
公元964年（乾德二年）十一月，命分兵两路：北路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率步骑三万出凤州（治梁泉，陕西凤县东北风州镇），沿嘉陵江南下；东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廷让为副都部署，率步骑两万出归州（治湖北秭归），溯长江西进。
[13] 两路分进合击，约期会攻成都。孟昶得知，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率兵数万北上扼守利州（治绵谷，四川广元）、剑门（四川剑阁东北）等关隘。十二月，北路军占领
利州。
[14] 公元965年（乾德三年）正月初，突破剑门险要，大败蜀军，俘王昭远，继占领剑州（治普安，四川剑阁）。东路刘廷让军突破巴东咽吭夔州（治四川奉节东白帝），连克万（治南浦，四川万县）、开（治开江，四川开县）、忠（治临江，四川忠县）、遂（治方义，四川遂宁）等州。两路直逼成都，
孟昶举城投降，后蜀灭亡。
[15] 平定江南
荆湖、后蜀灭亡后，
南唐、
吴越臣服，唯南汉主
刘鋹拒绝附宋。公元969年（开宝二年）六月，赵匡胤以右补阙王明为荆湖转运使，做出战物资准备。公元970年（开宝三年）九月初一，命潭州防御使
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率十州兵长驱南下，中间突破，直趋贺州（治临贺，广西贺县东南贺街）。潘美声言沿贺水东取兴王府（广州），以诱歼南汉军主力。及刘鋹派大将伍彦柔率舟师溯郁江、贺水西上增援，宋军伏击获胜，杀伍彦柔，占领
贺州。
[16] 十二月，进至韶州（治曲江，广东韶关），南汉都统李承渥率兵十万于莲花峰（韶关东南）下，列象阵迎击宋军，宋军以强弓劲弩破其阵，占领韶州。
[17] 公元971年（开宝四年）正月，宋军攻克英（广东英德）、雄（治浈昌，广东南雄）州。二月，进至马径（广州北），以火攻破南汉招讨使郭崇岳六万兵，继攻陷兴王府，刘鋹降，南汉灭亡。
[18] 宋灭南汉后，南唐后主
李煜，明臣服以求自保，暗备战以防宋军进攻。赵匡胤志在统一江南。经两年准备，于开宝七年九月，命宣徽南院使
曹彬为异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偕都监
潘美，统领十万大军出荆南，调吴越军出杭州（屑浙江）北上策应；并遣王明牵制湖口（属江西）南唐军，保障主力东进。
[19] 十月十八日，曹彬率军顺长江东下，水陆并进，攻破池州（治秋浦，安徽贵池），占领采石（安徽当涂北）。
[20] 于十一月中旬，在采石架通长江浮桥，保障大军渡江，继续向东推进。八年正月初三，宋军破溧水（属江苏），继与十万南唐军激战于秦淮河（江苏南京西），大败南唐军，直逼江宁（江苏南京）城，在西路王明军和东路吴越军配合下，全歼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率领的十万救援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攻破江宁，李煜降，南唐灭亡。
[21-22] 离奇去世
宋永昌陵
公元976年（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召其弟
赵光义饮酒，共宿宫中；隔日清晨，赵匡胤暴死，享年50岁。
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四月二十五，葬于
永昌陵（位于郑州
巩义）。
[23] 公元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谥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24] 赵光义为了证明自己
即位的合理性，提出了世所未见的“
金匮之盟”一说，说赵匡胤生前承诺母亲
杜太后，日后将
帝位传给光义。
宋初，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北有契丹和
北汉，南有
南唐等一些小国家。宋太祖在位期间，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使国家逐步走向统一，同时通过采取“收起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的“
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
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
中央集权，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革除了
五代弊政，使国家呈现出和平、安定的局面。
[25] 政治
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等机构。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行政权的集中：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
宋代官制有官、职、差遣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供定薪之用，表示禄位、品级的高低。“职”只是一种虚衔，如学士、待制等，不是职务。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握有实权。
宰相：宋沿唐制，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平章事名号，无定员，有二人即分日掌印。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公元964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作宰相。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使：唐代宗时，开始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唐末，枢密使专权，造成祸乱。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朝建立后，枢密使改为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与宰相文武并立。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枢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相与枢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使：三司使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统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外，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三司权任甚重。
刑部：宋太祖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
学士院：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翰林学士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宋沿唐制，朝廷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无专官，由其他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
[25] 宋代建国后，充分吸取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
锁院制度：即在“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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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封制度：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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誊录制度：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
别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25]
经济
赵匡胤对有关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黄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黄河的问题主要是水患，五代时期，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宋初也不断有水灾出现。
宋太祖画像 (9张)
赵匡胤在公元962年，令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
[26] 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为黄河堤坝例修期，赵匡胤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太祖在位的17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宋太祖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匡胤还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徭役，赋税专收。地方赋税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中央集权）。公元964年，赵匡胤下过一道命令，就是将各地每年所收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支用外，一律运往京师，地方不得占留。
[25] 赵匡胤还澄清吏治，劝奖农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尽快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
建隆之治”。
军事
军权的集中：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接着，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实行“守内虚外 ”“内外相制”政策。驻军一半京师，一半各地。
宋初的军队分为
禁军、
厢兵、
乡兵、
蕃兵四种。禁军是军队的主力，赵匡胤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
首先是选练。禁军选全国精壮充任，赵匡胤最初捡选强壮士兵作为兵样，遣至全国各地，令地方照样召募，后来改为木梃，并规定尺寸，由地方官依样挑选送往京师。当时禁军的标准是琵琶腿，即大腿粗壮者，车轴身，即肩宽腰细者，身高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禁军聚集在京师，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禄。
其次是建置。禁军约半数驻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数分戍边境及内地若干重镇；禁军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一则习于劳苦免于怠惰，二则因统帅并不随地易防，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最后是军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不得擅改。这样，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
北宋建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没有结束。在北宋北面，有强大的辽和辽扶植下的
北汉。南面和西面分布着
南唐、
吴越、
后蜀、
南汉、
南平（荆南）等较大的割据政权。另外，
周行逢在湖南、
留从效在泉州、漳州还建立着一些小的割据政权。
赵匡胤根据当时的形势，鉴于南方是经济重心，各国力量较弱，而北方契丹建立的辽政权，实力又比较强大的现实，在征询了
张永德、
赵普等大臣的意见之后，确定了与
后周世宗基本一致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
公元963年，宋太祖派
慕容延钊和
李处耘出兵两湖，灭掉荆南（即南平）和湖南（原来的楚）。从此，宋军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公元964年，宋太祖派
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曹彬分兵两路向四川进攻，第二年年初灭后蜀。
公元970年，宋太祖派潘美率军进攻南汉，第二年灭南汉。至此，南唐已陷入宋军包围之中。南唐主李煜大为恐惧，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
公元974年，曹彬、潘美率十万宋军，战船千艘，自荆南顺流而下，向南唐发动进攻。公元975年，宋军直抵金陵城下，公元976年初，金陵城破。
南唐覆灭后，公元978年宋太宗又用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的钱和漳、泉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至此，“先南后北”方略的“先南”部分完成了，剩下来的就是北方了。
公元968年和公元969年，宋太祖曾两次出兵进攻北汉，都因辽出兵援助，无功而返。公元976年，宋太祖第三次进攻北汉。两个月后，宋太祖突然死去，辽又出兵支援北汉，新登基的宋太宗只得下令撤兵。
公元979年，宋太宗亲自统兵进攻北汉，包围了太原城。北宋军队在石岭关附近击溃辽派来支援北汉的军队，迫使北汉投降。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25] 文化
赵匡胤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的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
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有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的称誉。
蹴鞠图
同时，赵匡胤重视图书建设。建国之初，注意收集各国遗留图书，用以充实官府藏书。建国初，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仅有书12000余卷。乾德元年（963年）平荆南收高氏图书，以充实三馆。乾德三年（965年）平定蜀国，右拾遗
孙逢吉赴成都收图书13000卷。开宝九年（976年），平南唐，令
太子洗马吕龟祥到金陵，收图书2万余卷，又收吴越图籍万卷。广泛征集民间藏书，规定凡有献书者，视其书籍价值，如馆阁所无，则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官职俱委以官职，如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三人献书1200余卷，并赐科名。通过征集和献书，于开宝中，官府藏书增至8万卷。为北宋官府藏书奠定了基础。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