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讨小钱。我的同伴若瑟夫·达佛朗司竟给了他五法郎的一个银币。我觉得很奇怪。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穷汉使我回想起一桩
故事，这
故事，我一直是记着不忘的，我这就讲给您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家庭原籍哈佛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的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也不多。我有两个姊姊。
我的母亲对我们那时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她常常找出一些尖酸的话，一些藏头露尾、刻毒的责备话发泄在我的父亲身上。这个可怜人那时总做出这样一种姿式，叫我十分伤心。他总是张开了手扶一下额头，好像要抹去一颗根本不存在的汗，并且总是一句话也不回答。我体会到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日用品，买店铺里铺底存货。姊姊们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十五个铜子一英尺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讨论半天。我们日常吃的是肥油汤和各种做法的牛肉。据说这又卫生又富于营养；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别的东西。
我要是丢了个把钮子或是撕破了裤子，那就要对我狠狠地吵几场。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那时，我的父亲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套着手套，挽着我母亲的胳膊，我的母亲呢，打扮得五颜六色好像节日悬万国旗的海船。姊姊们总是最早就打扮完毕，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可是到了最后一刻钟，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父亲的大礼服上发现一块忘记擦掉的污迹，于是赶快要用旧布蘸了汽油来把它擦掉。
那时我的父亲便头上依旧顶着大札帽，只穿着背心，露着两只衬衫袖管，等候着人家做完这套手续；在这时候我的母亲，架上了她的近视镜，摘下了手套免得弄坏，忙得个不亦乐乎。
全家很庄严地上路了。姊妹们相挽着胳膊走在最前面。她们已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常出来叫城里人看看。我依在我母亲的左边，我父亲在她的右首。我现在还记得我可怜的双亲在这种星期日散步时候那种正颜厉色、举止庄重、郑重其事的神气。他们挺直了腰，伸直了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着，就仿佛他们的态度举止关系着一桩极端重要的大事。
每星期日只要一看见那些从辽远生疏地方回来的大海船开进口来，我的父亲总要说他那句从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我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在此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我从小就听家里人谈论这位叔叔，我对他已是那样地熟悉，大概一见面马上就会认出他来。在他动身到美洲去以前他生活方面所有的细节，我是完全知道的，虽然家里人只是低声谈论他这一段生活。
据说他当初行为很不端正，就是说他曾经糟蹋过一些钱财。在穷人的家庭里，这是罪恶当中最大的一个罪恶。在有钱人的家里，一个人好玩好乐无非算作胡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呼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家庭里，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儿，那他就是一个坏蛋，一个流氓，一个无赖子了。
虽然事情是一样的事情，这样区别开来还是对的，因为行为的好坏，只有结果能够决定。
总之，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减少了我父亲所指望的那一部分。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一只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上，把他打发到美洲。
一到了那里，我这位于勒叔叔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已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一封信在我的家庭里引起了一种深切的感动。于勒，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于成了正直好人，有良心的人，达佛朗司家的好子弟，跟所有达佛朗司家子弟一样公正无欺了。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他已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
‘我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一次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的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
我希望为期不会太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十年之久于勒叔叔没有再来过信，可是我父亲的希望随着时间的前进不住地增长；我的母亲也常常这样说：
‘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向上空喷着蜿蜒 如蛇的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的时候，我父亲总是重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那时大家简直以为马上就要看见他手里挥着手帕喊着：
‘喂！菲利普！’ 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于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关于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进行了商谈。
我的大姊那时是二十八岁；二姊是二十六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为之十分发愁的一件事。
后来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姊的人上门来了。他是一个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少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婚礼之后全家都到哲尔赛岛去小游一次。
哲尔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地点。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了海，便到了外国的土地上，因为这个小岛是属英国管的。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船行两点钟，就可以到一个紧邻的民族国内看看这个民族，并且研究一下这个不列颠国旗覆盖着的岛上的风尚习俗，那里的风俗据那些信口开河的人说是颇为不良而十分可悲的。
哲尔赛的旅行成了我们一块心病，成了我们盼望着的唯一事件，成为我们时时刻刻渴望梦想的事情。
后来我们终于动身了。我现在看起来还像是昨日的事：轮船靠着克朗维尔生起了火；我的父亲慌慌张张地监视着旁人把我们三个包袱搬上船；我的母亲害怕得很，挽着我那未嫁姊姊的胳膊，这位姊姊自从那位妹姊出嫁后就像一窝鸡里剩下的唯一小鸡，仿佛迷失了方向；在我们后边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总落在后面，这使我常要回头看看。
船上鸣了汽笛。我们都已上了船，轮船离开了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
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我们看着两岸向后奔驰，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一样，感到快活而骄傲。
我的父亲高高挺着藏在大礼服里面的肚子，这件大礼服，家里人就在当天早上仔细地擦掉了所有的污迹，此刻在他四周散布着出门时必有的汽油味；在那个时代我一闻到这股气味就知道到了星期日。
我的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很漂亮的太太们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橇开牡蛎，递给了两位先生，再由他们传给两位太太。他们的吃法也很文雅，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蛎壳，把嘴稍稍向前伸着，免得弄脏了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喝了进去，蛎壳就扔在海里。
我的父亲毫无疑义是被这种在行驶着的海船上吃牡蛎的高贵吃法打动了心。他认为这是雅致高级的好派头儿，于是他走到我母亲和两位姊姊身边问她们：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我的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位姊姊马上就加以赞成。我的母亲于是说道，语气是很不痛快的：
‘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她又说：
‘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我母亲身边，心里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十分不公道。我的眼一直盯着我的父亲，看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走去。
先前两位太太已经走开，我父亲就教给我那两位姊姊怎样才能不叫汁水流出来的吃法，他并且要吃一个牡蛎，做个样子给她们看看。他刚一试着模仿那两位太太，却把整个牡蛎的汁水都倒在他的大礼服上，我于是听见我的母亲嘟嚷着说：
‘何苦来！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多好！’ 不过我的父亲突然间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突然他向我们走了回来。他的脸色似乎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人怎么这样像于勒！’ 我的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
‘哪个于勒？’ 我的父亲说：
‘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的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
‘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我的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
‘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她站起身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是又老又脏，满脸都是皱纹，眼神始终也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我的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
‘我想就是他。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 我的父亲赶即走去，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我心里异常地紧张。
船长这个大人物是瘦瘦的个子，两腮飘着长髯，他正在甲板上散步，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就仿佛他指挥的竟是一艘开往印度的大邮船。
我的父亲客客气气地和他搭上了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有关他职业上的事情，例如：哲尔赛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如何？土地性质如何等等。
不知道内情的人总以为他们至少是在谈论美利坚合众国哩。
后来终于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船：‘特快号’，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
最后我的父亲才说，说的时候声音很不自然：
‘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那个人倒很有趣。您知道点儿这个家伙的底细吗？”
船长本已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听了就冷冷地回说：
‘他是个法国老流氓。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祖国。据说他在哈佛尔还有亲族，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因为他欠着他们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司，也不知是达尔汪司，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
听说他在那边曾经阔绰过一个时期，可是您看他今天已落到了什么地步。’ 我的父亲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哑着嗓子说：
‘啊！啊！原来如此……如此……我早就看出来了……谢谢您，船长。’ 他说完就走了，船长看着他走开，心里很是纳闷。
他回到了我母亲身旁，神色是那么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
‘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他一屁股就坐在了长凳上，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
‘是他，真是他！’ 然后他就问：
‘咱们怎么办呢？’ 我母亲马上回答道：
“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全已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
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我的父亲神气很狼狈，低声嘟哝着：
‘弄出大乱子来了！’ 我的母亲突然暴怒起来，她说：
‘我早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重新回来拖累我们的！对达佛朗司家里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吗！’ 我父亲用手抹了一下额头，正如平常受到太太责备时候那样抹了一下。
我母亲接着又说：
‘现在把钱交给若瑟夫，叫他去把牡蛎钱付清。已经够倒楣的了，要是再被这个讨饭的认出来，在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船的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 她说完站了起来，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市，他们就走开了。
两位姊姊还在等着父亲，都感觉奇怪。我说妈妈有点晕船，我随即问那个卖牡蛎的人：
‘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我真想说：‘我的叔叔。’ 他回答道：
‘两个法郎五十生丁。’ 我把五法郎的银市给了他，他把剩的钱找回给我。
我留神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留神看了一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面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
‘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他赶紧谢我：
‘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说话的语声是穷人接到施舍时的语声。我心想他在那边一定要过饭。
两位姊姊看我这么慷慨，觉得奇怪，仔细地端详着我。
等我把两法郎交给我父亲，母亲诧异起来就问：
‘吃了三个法郎？这是不可能的。’ 我用一种坚定的口气宣布道：
‘我给了十个铜子的小费。’ 我的母亲吓了一跳，面对面地直望着我说：
‘你简直是疯了！拿十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 她没有再往下说，因为我的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处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哲尔赛岛了。
当船驶到栈桥附近的时候，我心里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想走到他身旁，对他说几句安慰和温暖的话。
可是他已经不见了，因为没有人再吃牡蛎；毫无疑义，他已回到他所住的那龌龊的仓底了，这个可怜的人！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我的母亲一肚子心事愁的了不得。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以后您还会看见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市给要饭的，其缘故就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