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谁要揪陈毅，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就在陈毅给归国留学生作长篇讲话的时候，谭震林经过反复考虑提笔给林彪写信，继续对江青等人进行抨击。他同林彪在井冈山就熟悉，现在林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希望能从那里得到某种理解和支持。信中说: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人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陈毅和谭震林都不知道，2月16日下午怀仁堂碰头会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去钓鱼台，连夜拼凑出《二月十六日会议记录》，绘声绘色地向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一个个得意忘形，以为打倒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的机会到来了。在江青的一手策划下，他们采用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抢先带着刚刚完成的碰头会记录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弄不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要求紧急召见不可。当听了他们汇报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气话以后，起初毛泽东还轻松哂笑，不以为然，觉得说些气话乃人之常情，顶多还是“很不理解”的问题。但听着听着慢慢变了脸色。当他听到陈毅说延安整风很多人挨了整，陈毅、周总理也挨了整时，便勃然大怒:“他们这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既然中央文革搞得不好，可以让陈毅、谭震林来担负中央文革的工作，如人不够，还可以请刘邓出来主持!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否定反对王明路线的成绩，好，那我就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好了!”

　　林彪别有用心地把谭震林2月17日写给他个人的信转给毛泽东，并附上短信一封:“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这是对谭震林落井下石。

　　毛泽东读罢来信后，在传阅件上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对谭震林更有了不好的看法。

　　2月19日凌晨，怒气冲冲的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提出严厉批评，明确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他还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康生等人在会上推波助澜，栽赃陷害，说什么“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对他们进行批评，直到认识错误为止。

　　当天会议结束以后，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三人根据会议的决定找陈毅谈话，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对陈毅的批评，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请假检讨”，由政治局召开多次扩大会听取他们的检讨，专门解决他们的问题。直到这时，陈毅才意识到这回漏子捅大了。

　　有了毛泽东的政治表态，林彪、江青一伙，更是拉大旗作虎皮，为所欲为。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先后召开七次“政治局生活会”专门解决陈毅、谭震林的问题。在这些会上，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连续遭到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的围攻和批判，并被加上“二月逆流”的罪名。周恩来也受到了他们的批评。

　　白天，陈毅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各种外交场合，得处处注意外交礼仪，以免给中国的形象带来哪怕很小的一点损害;入夜后，只要赶上参加“政治局生活会”，就成了众矢之的，任人围攻和凌辱。他不得不多次违心地作检讨。3月4日，他被迫写了书面检查，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3月18日凌晨，陈毅参加完最后一次“政治局生活会”，身心已极度疲惫。回家的路上，他强打精神问秘书石国宝:“今天几号?”石秘书回答:“今天是3月18日。”陈毅心情沉痛地说:“四十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

　　毛泽东虽然最初听不进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不同声音，一度大发雷霆，但在行动上还是采纳了他们的不少意见。后来他果断地否定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出的“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而改为老同志建议的“上海革命委员会”。他对《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亲自作了修改，肯定和吸收了老同志的某些意见，下令释放了“联动”成员。4月30日夜，他特地邀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自己家里作客，开了个“团结会”，以缓和紧张关系，同时批准这些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公开庆祝活动，出现了难得的大团结局面。

　　这时，中央文革一伙更是变本加厉地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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