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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上将文革中母亲大女儿妻弟均遭迫害致死?

时间:2013-05-03 12:59:40编辑:中国红故事

  核心提示:记得当时赵志珍同志每次和我们提起“文革”中的事情,都会忍不住身心颤抖,泪流满面:“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不知道像我们家这样的损失还有几家。我们失去了三代三口人,我的婆婆、大女儿和我弟弟。那是三代人啊……”这个场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杨成武将军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光明网 作者:佚名 原题为:杨成武将军谈“文革”

  杨成武,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副总参谋。

  1984年夏,杨成武副主席的夫人赵志珍到落实政策办公室找到我,希望本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在工作中能够帮助留意和查找杨副主席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的革命年代的照片。为此,我们专门几次到杨副主席家了解情况。

  记得当时赵志珍同志每次和我们提起“文革”中的事情,都会忍不住身心颤抖,泪流满面:“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不知道像我们家这样的损失还有几家。我们失去了三代三口人,我的婆婆、大女儿和我弟弟。那是三代人啊……”这个场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在后来的日子里,杨副主席慢慢和我谈起了“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他的话很慢、很沉重,但看得出他本人也曾多次思考过这些事情。

  “孩子,文革中的一些事情说来话长。平反以后,我也仔细地回忆了一下,我之所以成为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对象,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因为我在毛主席身边活动得多了一些,而我又不是他们的死党和耳目,这就在客观上成为了他们纂党夺权的一个障碍,也就自然会被列入他们所要拔除的‘黑名单’之中了。”

  “有这么几件事,是可以说一说的。第一件事是1967年2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事后,林彪指示我,‘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我没有照办。因为叶帅是军委副主席、秘书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不送不合适。此事我又专门请示过周恩来总理,后来又把此事通报给叶帅了。这件事得罪了林彪。记得当时林彪很不满意,生气地说‘不让你送,你就不要送!不要解释。

  “第二件事是我对吴法宪等人吹捧林彪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当时他们炮制了《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余立金政委和我都觉得提法不太妥当,应换一个标题,这被他们认为我反对宣传林彪。又如他们提出‘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我们觉得中央没有用过这个口号,应当慎重。他们就到林彪那里去告我们的状,说我们两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引起了林彪的嫉恨。”

  1967年7月毛主席到大江南视察时,在长沙大托铺火车站与杨成武、余立金等谈话。

  “第三件事是1967年的7、8、9三个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当时有我随行。在上海,毛主席提出要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当时毛主席让我专程回北京,当面向周总理汇报。我回京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又向林彪通报。当时林彪正在北戴河休养,在林的住处叶群问我:你随毛主席出去,主席讲过他们几位(指几位老帅)什么话?讲过林总的话没有?讲没讲过我呢?我说没有听到。其实毛主席是讲过的。如在上海,毛主席批评过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的头衔问题。毛主席说‘什么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我就不高兴,我只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师,多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是到处搞这一套。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马列主义万岁!’毛主席的这些话确实是当着我的面说的,但并没有要我转达,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是不能随便说的。估计这样的话林彪可能从别的渠道也听到过一些。”

  “在1968年的3月份,一天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毛家湾来,有要事。我到毛家湾后,林、叶一反常态,又让烟,又端茶,十分热情。这时我感觉到这是个不祥之兆。最后林彪摊了牌,是要我给叶群写证明。林说,你给叶群写个证明,证明她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历史上没有问题。而且说吴法宪已经写了,让我也写一个。当时我表示,我和叶群认识得很晚,根本不了解她的这段历史,别人写了就可以了。婉言拒绝了林的要求。”

  “另外,在这前后我还顶撞了江青。当时鲁迅的夫人徐广平给毛主席写信,说原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主席看到这封信马上告诉周总理要设法查找。3月5日周总理找我去,把查找鲁迅手稿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说:‘要卫戍区去查,你们可以提审戚本禹,他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我马上通知了傅崇碧,让他组织人手查找。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终于查清手稿放在中央文革保密员那里,就是说放在江青办公楼的保密室里。此时已经是3月8日傍晚了,傅崇碧经请示陈伯达同意后,带人分乘两辆吉普车驶入钓鱼台,找到江青说明来意。开始江青不承认,大吵大闹,经过保密员一说,她才同意把手稿拿出来。但此事并没有完,不久,我被周总理叫到钓鱼台,江青先发制人,说傅崇碧带武装人员冲击钓鱼台。我莫名其妙地问:他为什么冲击中央文革?把他叫来问问不就清楚了吗?江青此时指着我大声喊:你们军队无法无天!连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要冲哪里呢,要批卫戍区,批傅崇碧,你要负责!我当时也不客气地说,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员,二不是卫戍区政委,要批,应由他们去批!江青瞪着眼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我也不示弱:我不负这个责!我没下命令冲,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

  我终于顶撞了江青,大约十几天后,此事演变成了‘杨、余、傅事件’,我就被完全打倒了。”

  “当时我的一家十二口全部被关押了起来,把家抄了个底朝上,五年后我才被解除隔离。但彻底平反是在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下达文件,专门做出决定,公开平反。算来从被打倒到彻底平反已经是十二个年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抄家丢的东西,找不到也就算了,我最可惜的是我在当年拍摄的许多很有纪念意义的图片都找不到了,这些东西很有历史价值,想让你们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给想想办法,找一找。”

  我们根据杨副主席及其家人提供的线索,配合总参政治部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共找到照片一百多张,送到了杨副主席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