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忆董其武:除了工作不允许家人用车

　　在做董将军警卫员的17年中，我经历了很多难忘的事情，这些记忆催促着我记录下这段历史——

　　董其武将军二三事

　　应福良

　　1971年2月至1988年8月，我有幸担任董将军警卫员，十七年间，他的和善、仁慈、公道、正直、节俭的高尚风范，在我思想上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严于律己、注重身教

　　董其武将军的自律是认识他的人均认可称赞的，作为他的警卫员，这种感受更加深切。首长经常说，对待他人要和善，对待学习要勤奋，对待粮食要节约，对待时间要珍惜。他恪守着这些信念，无时不影响教育着儿孙和身边的人。

　　首长对家里的保姆、司机、警卫员十分尊重。逢年过节，他总要让厨师做几个好菜，与大家一起吃个饭并亲自斟酒，还要送给大家一些小礼品。他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子女，引导他们与劳动人民建立血肉相连的感情。家里人都清楚地记得:有一回都祥(董老次子)和炊事员王宗堂生了气，得知是儿子犯了错，首长立即前去赔礼道歉，还恭恭敬敬地向王师傅敬了个军礼。

　　董将军在职和退休后，家里都配有车、司机、警卫员，可他再三规定，除了工作，谁也不许用车。即便是年迈的姚勤修阿姨外出购物，也坐公交车，从不占用首长的专车。有一回都祥探亲结束归队时，代战友买了几提包东西，想让司机送一下，首长坚决不答应。我在旁边看不下去，想帮着劝说劝说，可最终没有张口。我觉得我和董家的孩子一样，想归想，还是没有勇气破这个戒规。

　　董将军所住的房子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房子已经破旧。部队负责同志三番五次向他提出翻修房子之事，都被他谢绝。他的回答是:“我的住房条件，比起胡同里的群众还是好的”“我不能直接为国家生产物质财富，可以为国家节省一点能源”。怕负责的同志再提，首长提笔给北京军区后勤部衣部长写信，催我发出去，表明了自己坚决不修房的态度。后经秦基伟司令员同意，修房之事才罢休。

　　首长三番五次坚持不修缮年久失修的住房，令我非常感动。1981年4月20日，我写下了这件事情的过程。现将有关内容抄录如下:

　　……

　　白天，我在北京军区营房科办事时，技术员老孙告诉我:“军区党委决定三月份给董其武同志修理房子，你可一定要保密。”老孙的话说完，我便直截了当地回了一句:“保密也没用，他绝不会同意的。”“这回不能再变了。”老孙笑着把我推出了门外。

　　……

　　不出我之所料，这次为他修房的消息刚一传进他的耳朵，他就一连用几个“不行”把我顶了回来。我退下阵，细心揣摩，准备明天再向他“进攻”。

　　第二天一大早儿，董其武同志拄着拐杖，迈着蹒跚的步履催我去发信，并嘱咐我一定要寄挂号信。时隔一星期，我接到后勤部衣部长打来的电话，说董其武同志的来信已转给了秦基伟司令员。

　　董其武同志的请求终于获准了。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军区秦司令员代表党委宣布，同意了董其武同志的请求。在董其武同志宽慰的笑容面前，我想到的不仅是对他的敬和爱，还有许多别的更可贵的东西……

　　为了宣传董将军的高风亮节，《北京晚报》也全文刊登了将军给后勤部衣部长的谢绝修房信。

　　衣部长:您好!

　　有一件事，要请您主持。我住的房子，部队领导同志多次让修，我都拒绝过。前天某同志告诉跟我工作的人员应福良说，我住的房子，部队领导同志亲自批了钱，今年三月动工修建。我一则感谢领导同志对我的关怀，再则谢绝房子修理。因为现在我国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各项费用都压缩了很多。应当在各方面厉行节约，以渡过我国这一经济难关，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

　　请转告领导同志，我住的房子，三、五年不修没事。请放心。并请转告修缮房子的同志，我住的房子绝不修。我们大家共济时艰，绝不要贪图个人方便，浪费国家资财。

　　今年元旦，中央举行隆重的茶话会，仅用一杯清茶。这是给全国节约的示范，这是给全国节约的命令。

　　我们北京部队是个大单位，应当自上至下贯彻一杯茶的精神，我想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这么大的范围，一年节约，也就可观了。

　　专此陈述。

　　董其武一月十四日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引了起很大反响，前志愿军23兵团宣传部长王炎看了报纸，立即给董将军写了这样一封信:

　　董司令员:您好!

　　二十日(北京晚报)登载的您谢绝修房的信和应福良同志的文章，使我(您的部下，千百万读者之一)非常感动，除向您学习这种艰苦朴素、关心国家、人民的高尚精神外，并祝您健康长寿。

　　王炎四月二十二日董将军给王炎的回信是:

　　王炎同志:你好!

　　多年不见，经常系念。接来函始知你在京，甚慰。请利用闲暇时间，到寒舍一叙，电话660806

　　函谢绝修房之事，一则我住的房子比邻居的房还好。二则我国今年经济困难，我不能为国家增产，可以为国家节约，区区小事蒙你称赞，实不敢当。顺致敬意

　　董其武四月二十六日

　　时隔20天后的5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今日谈”也发表了一篇评论董将军的文章，在《共济时艰》的标题下，作者写道:

　　……82岁高龄的董其武同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过贡献，解放后，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对他的生活适当照顾，本是应该的，把陈旧房屋翻修一下，更不为过。而他想的是国家的困难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号召，要“尽量替国家节省一点”比起那种一味追求安逸生活的人，董其武同志的精神境界实在令人钦敬呀。

　　古人言:“玩物丧志，而俭能养志。”毛泽东同志以前也曾经说过:“政治上要向前看，生活上要向后看。工作上和强的比，生活上要和差的比。”在目前我国经济正在全面调整的时候，在倡导两代人同心同德为振兴中华献身的时候，更应发扬这种共济时艰的精神。老一辈的人保持晚节，像秋天的菊花一样美好廉洁，给青年人留下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时代风貌，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财富!

　　该文高度赞扬了董将军俭朴节约的崇高精神境界。

　　知恩图报，情牵桑梓故交

　　作为董将军的贴身警卫，在姚勤修阿姨病重到去世后的几年里，我掌管着他生活中所有的收入与支出。在董老的家庭账本明细表里，有这样一组数字:收入:423元(工资)支出:10元(党费)20元(李姨工资)200元(兰翔上学)50.51元(给杨长茂，含邮费)。

　　这位杨长茂就是首长多次给我提起的他们家的恩人，他儿时的同乡、同学兼好友。

　　1986年4月2日，首长请老朋友周北峰去和平门烤鸭店吃饭，四人共吃了74.66元。回来的路上，首长说:“小应，这74.66元一抹嘴就没有了，如果将这钱送给贫困户或失学儿童，他们会感激一辈子的。我就有过这样的体会，旧社会有一年过春节，我家连一斤面也没有，是同学杨长茂给我家送来几斗麦子，家里人才过了年。人在困难的时候得到一点点支援，比富裕时得到一火车帮助，还让人难忘。”

　　那天，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每年的适当时候，首长总要给杨长茂邮寄一定数额的钱。原来，他是在报答杨长茂当年的慷慨之举啊!

　　从不断来京的山西董将军乡亲的口中，我还了解到:当年董将军上太原赴考时，几位发小仗义资助，给他凑了10个大洋的盘缠，其中董盼银一下送给他5块大洋。董将军从军后，跟随傅作义将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因为战功卓著，得到提拔重用。官当大了，他一刻也没忘记有恩于自己的乡亲伙伴。在绥远安定下来后，他把董盼银老汉接到归绥，好酒好饭相待，尊为上宾，陪董盼银四处游玩。临回家乡时，董老用军用皮挎包装了满满一包银元，并赠老人将军呢大衣一件，让警卫员亲自护送3000里地，陪老汉骑马返乡。

　　1976年，中共中央颁发了6号文件，要求落实起义人员政策。此时，傅作义将军已去世，董将军把为起义部下落实政策这一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为了便于来人寻找、来信邮寄，他让我们对外公布了光明胡同47号家庭地址。他对上访者的原则是:“来者必见，有求必应”。首长多次对我和司机小马讲:“我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时，有个叫王全福的副官，掌管着来客见我的权力。不给钱，他就不让见，人送外号‘二主席’。”解放后，首长才从别人嘴里知道这件事。当时的气愤可想而知。他郑重地跟我们说:“我董其武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官，谁来见都可以。你们一定要把握好!”多少年来，董家的门好进，能办的事情尽量办，几乎没回绝过一次有求于他们的人。

　　每次接待上访人员，首长总是一面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一面尽己所能，为他们出具证明材料。对于生活困难的上访者，他总是个人出钱安排食宿和解决路费。他亲自批复处理了上万封投诉信件，邮资也由他个人支付。他想亲手亲笔给并肩在抗日战场上作过战的战友们一点安慰，一点支撑。

　　我想:只有上过战场，历经九死一生的人，才知道“战友”两个字的含义。我如果不是亲身参与“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这项庞大复杂的工作，是体会不出首长对傅将军和起义部队怀有的感情的。

　　今年，董将军离开我们已经21年了，但是他和善、勤俭、感恩、直率等等许多许多的优秀品质已经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更加珍惜那17年难忘的岁月，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工作。我想，这就是对董将军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