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李白

　　长征时，我在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当队长，我们队的政委是李白同志。

　　电台，是全军团的耳目，是与总部联络的主要通信工具。没有它，几千人的部队，就成了瞎子聋子，因此，李白同志常常说：“电台重于生命!”以此来鼓励大家任劳任怨，克服困难，完成通信联络任务。每次行军，不论是高山大河，还是雪山草地，他总是让我在前面带队，他跑前跑后地照顾队伍。有时他组织大家把发报机搬上悬崖，有时他和战士一起抬着发电机，边走边哼着湖南小调，只要听见他那洪亮乐观的声音，我就知道机器准没问题。

　　到广西的一天，部队在山边的村子里休息，我躺了一会儿，刚端上一碗苦菜汤，突然村子上空嗖嗖嗖子弹横飞。我出门一看，敌人正在山上用机枪扫射，李白同志一身油污跑过来，一把抓住我：“队长，你带部队赶快出村，我掩护你们!”

　　我一把没抓住他，他就飞快地往山脚跑去，掏出手枪率领监护排向敌人射击。

　　电台安全转移到指定地点，我焦急地等着政委。一会儿，他们毫无损失地回来了，我跑上去拉住他的手，他劈头就问我：“怎么样?电台没问题吧?”听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把袖子一卷，又跑去修发电机了。

　　在长征中.任何艰苦我们都能忍受，可是电台却不像人，少一个零件它就不能工作，我们带的备用器材很少，有些零件根本就没有，这一路又大都是渺无人烟的偏僻地带，即使有个村子，又怎么能找到电台所需要的器材呢!为此，李白想尽了办法。

　　过草地时，汽油没有了，眼看电台不能工作，怎么办呢?李白同志和大家一起想办法，一个电机工人出身的战士说，酒精可以代替汽油，但酒精又从哪里来呢?又一个战士说，他听说酒精是用酒做的，于是李白同志到处去想办法，终于找到了汽油代用品—酒，使发电机开动了;不久，干电池又没电了，他又找几个内行的同志一起研究、试验，在干电池上钉几个眼，泡在盐水里，这样又可以使用一小时左右，后来找不到盐，还用尿来代替。有一次，发报机上有一只真空管失效了，刚巧有一封紧急电报亟待发出，几个报务员急得团团转，又是李白同志想办法，他拔了收报机上的一只管子，插在发报机上，把紧急电报及时发出，以后，这只管子两边合用，维持了很长时间。

　　就是这样，长征途中一年多，困难一个个地被我们克服了，电台工作没耽误过一分钟。

　　李白同志不仅爱护电台，他还非常关心同志。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困苦，是难以形容的，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掩护，走在全军的最后边，生活更苦一些，困难更多一些，而带电台行军，困难尤其不可想象，就是行军走路也不容易。有时前面一堵，走走停停，我们就迈不开大步;可有时却为了赶上前面的总部，一口气要小跑几十里，如果摔了跤拍拍土，队伍就跑出里把地了。我们分队带的这部电台，除了收发报机外，还有发电机、内燃机、汽油、蓄电瓶等等，全队一百多人，就有七八十人抬机器。到了宿营地，别的部队可以抓紧时间休息，我们却要架线，整理机器，开始工作，有时电报还没发完，部队又准备行动，许多同志连眼皮都没来得及合一合，又要抬起机器行军了。李白同志为了减轻同志们的负担，行军时，他换下疲劳的战士，自己参加抬机器，工作时，他和报务员一样，轮流参加值班;战士的鞋破了，他把自己的给战士穿;战士饿了，他把自己干粮袋里的炒青稞倒给战士吃。过草地时，一把粮食就是一条生命呵!他常对别人说：“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咯!”可他自己呢?饥饿、疲劳使他的圆脸瘦成尖下巴，还有两圈深深凹下去的眼窝，布满血丝的眼球……这些都是他彻夜不眠地工作的结果。同志们常劝他注意休息，有的战士就用他说的话对他说，“政委，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咯!”他总是笑一笑说：“我没关系。”

　　部队刚过彝族地区，就钻进了深山老林。那一片原始森林大约有几千年了，浓密的树叶透不过一丝阳光，林子里阴森森、凉嗖嗖的，一层轻轻的雾从地面升起，雾里一股又浓又稠的潮湿、霉烂气味，熏得我们头昏脑胀。我几天来就有些不大舒服，被这瘴气一逼，浊味一熏，只觉得浑身发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把被单紧紧地裹住身子咬着牙往上爬。山上根本没有路，脚下的青苔、烂叶一踩一滑，虽然林子里冷得像冬天，我一身虚汗却将衣服湿透了。

　　部队在半山宿营。走了一天崎岖的山路，大家非常困倦，一躺下就睡着了。我没睡一会儿，感到燥热得难受，支起身一看，机器旁边点着一盏灯，李白同志坐在那里，用手支着头。怎么又是他值班呢?我记得昨天夜里他刚值过班!准是他又让报务员休息去了。想到这里，我翻身爬起来想去换换他，刚站起来，猛然觉得头重脚轻，两眼发黑，一下倒在地上。李白同志听见响声，跑过来扶我坐起：“么事搞的，队长?”“没啥，我换你值班，你休息一下吧!”我的声音微弱得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清楚。他摸摸我的额头说：“烧成这样子，怎么不吭气呢?”他倒了一杯开水给我。喝了水，我心里舒坦多了，挣扎着要起来。他按住我说：“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咯!”说着，就把披在身上的毯子给我盖上。他见我还想说什么，就指指周围打着鼾声熟睡的战士们，把手指往嘴上一放，“嘘”了一声便轻手轻脚地回到机器旁边去了。

　　天蒙蒙亮，部队就出发了。今天要通过一个重要隘口，敌人正日夜兼程往这里追，企图抢先占领这里，因此，我们必须迅速通过。

　　我发了一夜高烧，身子更虚了，勉强喝下半碗糊糊，拄根树棍就随着队伍出发了。李白同志让指导员带队，自己却又来照顾我。没走多远，我突然浑身发抖，上牙直打下牙，手脚抽搐，不断呕吐。“糟了!”我心里清楚自己得了恶性疟疾。

　　这时，前面一个劲往后传口令：“跟上!”“跟上!”部队不是在走而是在跑，我几乎全身都压在李白同志的身上，但还是跟不上队，一个个战士喘着粗气流着大汗从身边跑过去。不能掉队呀!不能掉队!我暗暗对自己说着。在这几十里没有人烟的深山野林里，前有敌人，后有追兵，掉了队不被敌人捉住，也会被野兽吃掉或者活活饿死。决不能掉队!我狠劲拧自己的腿，想让疼痛减少寒冷，并死死咬紧牙关不让它们打架。

　　部队从身旁越过越多，我的力气越来越小，一次接一次的呕吐，简直把心肝五脏都要呕出来了。我不能拖累老李呀!我的手从李白同志身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下。“老李，我……不不……行啦，你先……先走吧!”牙齿直打战，费了好大劲，我才对他说完了这一句话。“那怎么行!”他见我实在无法支持，就扶我躺下，“你等一等!”说完就跑开了。

　　我躺在地上，缓了口气，听见嚓嚓的脚步声从身边过去，我真着急呵!我挣扎着爬起来，一次次都摔倒了，许多战士想背着我走，但根本不可能，几百斤重的机器已经压弯了他们的腰，磨破了他们的肩，在这样一步一滑的高山险岭上，再背一个重病的人，怎么上得去呢?再说电台比人重要呵，我决不能拖累他们。

　　正当我和几个战士争辩时，李白同志老远就喊着跑过来：“有办法咯!有办法咯!”我见他扛着一副担架，是用两根竹杆绑了几根绳子做成的，他后面还跟着一个战士。他把毯子往担架上一铺：“来，躺在上面!”原来，刚才他为我弄担架去了。

　　“不行，老李!”我使劲挣脱了他的手，坐着不动，“我一百多……多斤，这咋……行，行呢?你去照顾……电……电台吧!”

　　“电台重要，人也重要!”他叫两个战士把我抬到担架上，他和另一个战士抬起担架就走。边走边说：“一百多斤怕什么，几百斤的机器不是照样上山么!”

　　“老李!老李!”我不敢乱动，怕增加他们的负担，只是一直叫着：“这样不……不行呀!”

　　“老周，好生躺着，摆子打过了就好了。”他们迈着大步走着，抬机器的战士落在我们后面了。

　　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军团部的医生和李白同志坐在床边，见我睁开眼睛，两人一起问我：“老周，好些了吧?”

　　我点了点头，嘴里苦涩得十分难受。

　　“这三十多里跑得真快呀!李政委身体真棒，他没让别人换过一肩。”医生告诉我。

　　我一把抓住李白同志的手，望着他微笑的脸，我望着，望着，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李白同志轻轻地替我揩掉不知是什么时候涌出来的两颗泪珠。

　　长征胜利结束，到了延安。

　　李白同志后来奉党的命令，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从此，我失去了一个可尊敬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