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的故事

1920年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夏明翰来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

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夏明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

1924年，夏明翰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1926年2月，夏明翰被党调到武汉工作，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明翰闻消息，悲愤地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1927年6月，夏明翰回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夏明翰参与发动秋收起义。10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的出卖，同年3月18日他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夏明翰写下了上述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

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夏明翰悲壮地牺牲了，时年仅28岁。

1917年，夏明翰进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在校内，他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读进步书籍，并参加游行和反对军阀的活动，因此与祖父的矛盾日益尖锐。1920年，夏明翰离家出走，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1921年秋，他入自修大学，并经毛、何二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这位冲出封建家庭的“夏府少爷”，此后寄居在简陋的房舍里，学习和生活都非常刻苦。据当时的人回忆，平时他戴着一副眼镜，因几个月不剃头而乱发蔽脸，总是抱着书本苦读，一见面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曾带领暴动队智取团防局，夺得40多只步枪

入党后不久，夏明翰便在自修大学附设的实习学校任教务主任，为湖南培养出一大批党团骨干。同时，他还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和抵制日货的斗争。1923年，自修大学被封闭后，夏明翰转而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也离家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并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农运领导骨干，后来都在湘南暴动时期牺牲。

1927年初，他去毛泽东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并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同年夏天，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夏明翰奉派任新改组的湖南省委的委员兼组织部长。他专门赴平江、浏阳，将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后留下的力量组织起来，他还亲自带领一批暴动队的小伙子，以偷袭方式智取浏阳北圣仓的团防局，夺得40多支步枪。

1928年初，中央调夏明翰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当时受“左”倾急躁情绪影响，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想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年关暴动”。这种盲目行动注定不能成功，夏明翰到武汉后，与中央派来的李维汉等商量，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取消暴动计划。这时，统治湖北的桂系军阀已经破坏了一些暴动准备机关，搜捕日紧。夏明翰先送李维汉上船回上海，自己准备转移时被捕。因坚贞不屈，入狱两天后即1928年3月20日遇害。临刑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出身豪绅家庭的夏明翰成为农运领导人，与彭湃等人走的是同样的革命道路

夏明翰所走的革命道路，在当时的人乃至今人看来，都是极不平凡的。在中国近代阶级剥削压迫深重的社会中，他本人的出身原来属于地主阶级，却在后来坚定地成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先锋，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动组织者之一，直至为此殉难而不悔。这种行为，恰恰表现出代表先进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巨大感染力，以及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能量。

在中国千年的黑暗社会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封建文人也有对此不平者，然而阶级的局限不过使他们多少有点怜悯而已。夏明翰少年时代对家中轿夫、女佣产生的同情，开始也是出于此。但慈善与施舍不可能改变社会面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终于告诉了先进的国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条根本出路——“剥夺剥夺者”。于是，夏明翰领导着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者，呼出了要“造反”、要“共产”的呐喊。当然，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定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名词，根本意思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来解决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是，在当时中国的贫苦农民的口中，“共产”主要被理解成一个动词，就是要把土豪劣绅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共”，以此解决生存(当时还谈不上温饱)这一最低层次要求。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这恰恰能形成“红旗卷起农奴戟”的革命风暴。夏明翰的可贵，正在于他成为掀起这一风暴的先驱者，并以他那“砍头不要紧”的气概谱写了最雄壮的战歌。

憎恶祖父与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来往，一气之下把吴送来挂在墙上的条幅撕得粉碎

用斧子砍开封建门窗，闯出夏府再不复返。与工农打成一片，娶了湘绣女工为妻

夏明翰少年时，曾任清朝高官的祖父在他身上寄予了光耀封建门庭的希望，让他闭门读旧书。夏明翰却受父母比较开明的影响，总愿走出家门。一次，他在外面见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带着婴儿要饭，便把身上的钱全给了她。后来，他就此事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饿肚子的人。”他长大一点后曾帮女佣挑水，却受到祖父怒斥。他小时最喜欢的家中老轿夫因力衰而被祖父辞退，在外艰难谋生时跌死。夏明翰就此发出“人间不平，何也”的呼声，对封建家庭产生了憎恶。

他在学校中接受了反对军阀的思想，回家看到祖父与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来往，一气之下把吴送来挂在墙上的条幅撕得粉碎。祖父恼怒万分，又听到豪绅们登门告状，说夏明翰在外领导学生运动，便命家人把这个叛逆的孙子锁到一间房子里。夏明翰就此下决心与祖父决裂，找弟弟夏明震要来一把斧子，砍开窗户跳出屋子，又到院里把祖父视为官运亨通的宝树砍倒，从此闯出夏府再不复返。

参加共产党后，夏明翰更以解放劳苦工农大众为己任。在组织“人力车工会”时，同那些“拉车的”日夜吃住在一起，搞农运时也同穷苦农民打成一片。他娶的妻子郑家钧，也是一个湘绣女工。他结婚时，省委的李维汉、何叔衡等送来一副对联，上书“世上唯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

在给妻子的诀别信上留下带血的 吻印;临刑前执行官问有无遗言，他大喝：“有，给我纸来!”当场写 下就义诗

1928年初，夏明翰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来到武汉。以野蛮著称的桂系军阀正在大肆搜捕革命者，许多被捕者根本不经审判便被处决。如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当时已脱党，被桂系军阀捉住后也马上被杀害。面对市面上一片萧条和恐怖，夏明翰全无惧色，仍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部署“停止年关暴动”的计划。

开始他住在湖南商号，发现武汉卫戍司令部已盯上那里，便迁到东方旅社，与徐特立、谢觉哉、熊谨玎等研究下一步工作。没过几天，谢觉哉突然通知说交通员宋若林已靠不住，夏明翰便回到东方旅社收拾东西。他正准备转移时，叛徒宋若林带着警探闯进了房间。

夏明翰被捕后，连续受到刑讯，他在拷打中只是怒斥审判官。回到牢房，他知生命将要结束，忍着伤痛用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大姐分别写了三封信。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上，他还留下了一个带血迹的吻印。被捕两天后即1928年3月20日的清晨，夏明翰被带到汉口余记里刑场。执行官问他有无遗言，他大喝道：“有，给我纸笔来!”接着，他挥笔写下了“砍头不要紧”的就义诗。这一正气凛然的词句，当时就被人称做热血谱写的革命战歌，激励了无数后人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