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仁浴血冀东》第二十章向前进冀东获解放

第二十章向前进冀东获解放

一、

1947年底，我军逐步进入战略大反攻阶段，解放战争从此进入快车道。

1947年11月，蒋匪92军21师被调往东北战场，同月12日被我冀察热辽解放军全歼于辽宁省义县台门地区，击毙该师少将副师长李有宗，其少将师长郭惠苍、上校参谋长纪高翔被俘。

1947年12月，四十八团调出二营奉命扩编为第十三军分区警备第三团（不久又改编为独立第九团）。昌黎翻身营调归四十八团编为第二营，同时接受昌黎、乐亭新兵700余人，每营扩编为四个连，四十八团成为有12个步兵连和团直两个直属连的主力团，总兵力达到2500人。四十八团成熟了，刘守仁也该离开四十八团了。

四十八团扩编后，经短暂整顿，即奉命开赴滦县以东地区参加破击战，此时，敌人又集中2000余人进犯滦南地区，为保卫根据地，该团立即回戈向敌进击，在小集村与敌激战一天，毙伤俘敌220余名，击退了进犯之敌。

1948年2月，该团奉命改编为冀东军区独立第七团，经短期整训后，6月在遵化以东地区打垮了反动伙会势力，平息了“盘古道” 反革命暴乱事件。1948年7月，该团编入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师，成为该师的第十五团。8月，又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独立第一旅第三团。刘守仁预测的四十八团将来可能变身野战部队的想法就此变成了现实。此后，该团在转战冀东、平绥等战斗中又取得良好战绩。同年11月，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第六十九团，参加了平津战役，彻底脱离了冀东地区。解放军统一编制时，编为第19兵团65军194师582团。这是后话。

且说，1948年5月上旬，解放战争已转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顽军垂死挣扎，苟延残喘。这时，我冀东军区十七军分区为了配合辽沈战役，调动分区的独立七团、八团、九团、十团和各县大队，对盘踞唐山、开平、小集一带的敌人展开大反攻。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军分区司令员李雪瑞、副司令员刘守仁下达命令，决定在丰南县小集以北的柳河一带组织一场“围点打援”的战斗。就这样，威震敌胆的柳河之战揭开了序幕。

柳河村坐落在沙河西岸，距小集镇七八里地。村子四周大都是沙丘、壕沟和一片片茂密的树林。很适合埋伏重兵，又便于从这里出兵围攻小集据点。小集据点是由地头蛇邸国珍等数百名顽军、“伙会”把守的，是敌人的重要据点，也是唐山敌人的前哨。当时，盘踞在唐山的国民党94军随时可以增援，因此，敌人自称这个据点是 “铁壁铜墙”、“固若金汤”。我冀东第十七军分区决定围攻这个据点，伏击唐山的增援之敌，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九团来完成。

在刘守仁看来，独立第九团是他信任的团队。因为九团在改编之前是十三分区警备三团，而警备三团是由四十八团二营（包括该团原有编制的二营和其后合编的翻身营）扩编而成的。对副团长冯百省他是了解的，九团的主力营是一营，他对现在的一营长张安民也是了解的。刘守仁觉得，他们一定能胜利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这时节，沙河两岸青青的麦苗儿已漫过大腿跟儿，微风吹过，哗啦啦地涌叠着绿色的波涛，丰收在望，煞是喜人！

可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战斗，人民群众的财产要受到多大的损失啊!为此，分区首长研究决定，把部队分散部署在各村，争取将敌人滞留于村外相机包围，再快速歼灭之！于是，军分区李雪瑞司令员下达命令，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沙河以东的大北柳河、纪各庄、辉坨以东等村庄。把独立九团一营部署在柳河村，正面阻击敌人。

这天傍晚，天渐渐黑下来。九团一营营长张安民率领部队进入了柳河村。老乡们一看来了自己的队伍，高兴得赶紧腾房子、挑铺草、做饭、烧水，直到把部队战士安顿好，忙到大半夜，才去休息。不多时，独立9团副团长冯百省和通讯员李福久等人也来到柳河村，老乡们一骨碌爬起来，又招待了一阵。

夜，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营长张安民不顾行军的疲劳，带领各连连长在柳河村的外围，察看地形，熟悉地物。紧接着，对战斗进行了周密地部署。当夜，召集部分战士和老乡在村头挖了些战斗掩体，并派人对柳河村的老乡进行了适当的安置。

正当营长张安民布置阵地的时候，团部通讯员李福久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

“张营长，冯副团长命令你们营攻打小集据点，声势要大些！” 张营长点了点头说道：“好吧！告诉副团长，我们一定打出气势来。”然后，回头大声喊道；“二连长！”

“有！”一个黑大个子快步来到张营长跟前。

张营长命令道：“你马上派出两个排，快速接近小集据点，掐断敌人通往各据点的电话线，然后，以最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间隔一两分钟打几发枪榴弹，投掷几颗手榴弹，声势越大越好！”

“是！”二连长答应一声，忙去集合队伍。不一会儿，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沿着弯曲的田间小路出发了。

将近子夜，夜幕笼罩下的小集据点漆黑一团。这时，我二连的战士们已快速摸到了距小集据点不远的河套里。同来的，还有邻近几个村庄的老百姓和一些县大队、区小队的战士们。老乡们手持铁桶、铜盆等器件，准备为我军呐喊助威。

这时，二连长举起手枪命令道：“打！”顿时，一串串火苗划破夜空。一颗颗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向小集据点。枪声、枪榴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铁桶铜盆的敲打声、战士们冲呀杀呀的骤喊声，响成一片。阴森、沉寂的暗夜震颤了。可谓杀声震天，声势浩大！

这时，敌人据点开始骚乱起来，打电话求援，电话不通，据点内顽军头子急的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边对着话筒喊话，一边命令手下士兵开火，岗楼上也“突突”地喷出了扇形火苗儿。因为敌人闹不清我军的实力，一边盲目地瞎打，一边派人去唐山报信，求其主子支援。一旦我军切断攻击点的电话线，唐山之敌一定会认为此处是共军打击的重点，必会倾全力来救。

后半夜，驻唐山国民党43师的人马果然出动了。其先头部队来势凶猛，且武器精良，携带两门“九二”步兵炮，杀气腾腾，浩浩荡荡，掰开一字长蛇阵，一路小跑，直插宋家营以北的姚庄一带，妄图把我军一口吃掉。

敌人的大部队在姚庄集结，其前线指挥部就设在姚庄村东的一片洼地上，并将从唐山运来的大批弹药堆放在洼地旁的土坡上。敌人通过侦察，发现我军一部驻扎在柳河村，就妄想先一口吃掉我这支部队，即使吃不掉。也能起到诱使我围攻小集据点的部队回援的作用，企图打乱我军部署，或可乘机分兵，再去围剿我攻打小集据点的部队。

于是，敌人用一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柳河村包抄过来。这三股敌人都配备有电话，能随时与其指挥部进行联系。敌人先头部队是由一个姓孟的营长指挥，向骚古庄方向蠕动。这股奔柳河的敌人携带了两门“九二”步兵炮。不多时，敌人占领了距柳河村南1里地的一片坟地和村西、村北的部分沙丘。狡猾的敌人，也怕中了我军的埋伏，于是先从村南、村西、村北三面包围了柳河村。

临近拂晓，浓雾淹没了沙河两岸的田野和村庄。庄头二十几丈内的麦田、树丛、坟茔、石碑，依稀可辨。再远些，就是白腾腾、灰蒙蒙的一片了。柳河村的周围静得怕人，敌人趴在庄头，迟迟不敢采取行动。

这时，西村口，我军执勤的岗哨马玉良同志听到村外30丈外，有沙沙的摩擦声，忙掐灭手里计时的“香火”(因战士手中没有钟表，按习俗的用香条来计算时间)，大声问道：“喂，什么人?！”沙沙声小了，但没人吱声。

“口令！口令！”

“……”沙沙的声音，又越来越响了。马玉良估计是敌人偷偷摸上来了。他忙拉过身边另一个执勤的小战士，悄声说：“你快去报告连长，敌人没有直接去小集，他们把柳河村包围了！”执勤的小战士，迅速抽身跑向村里。

突然，敌人中止了前进，在村头架起了大炮，准备来个火力侦察。这当儿，连部得到情报马上报告营长张安民，张营长当即派通讯员同冯副团长联系。同时命令各连进入阵地待命。随后，营长张安民和教导员到各连哨位，查看敌人的活动情况，并检查了各连的战斗准备情况。

不大工夫，团部通讯员李福久向营长张安民传达上级命令：“命令你营等候时机，只要摸准情况就可以发起冲锋！” 张营长心领神会地“嗯”了一声。

这时，东方渐渐泛白，浓雾在悄悄地散去，我一营战士们严阵以待，准备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离前沿稍远的九团二营和三营也全部集合待命。

天已大亮。敌人见村里还是静静的。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就开始向村里开炮，轰，轰，轰隆隆！炮弹在村子里爆炸，许多农舍被炸塌，房屋和草垛燃起了大火。

村里仍是静默无声。

这时，敌人又向村里发射了燃烧弹，顿时，村里浓烟滚滚，火苗乱窜。

二、

我军有的战士沉不住气了，纷纷要求出击。可是，上级命令暂时隐蔽好，待我军主力部队由沙河东、南两路包围敌人后才可以出击。

于是，在柳河村，营长张安民组织战士和部分群众，尽最大努力保护群众的财产，抢险救火！他们把老乡家里的棉被用水浸湿，盖住房里、房外的火苗儿。

一名17岁的小战士李永春，带头冲进老乡的房里救火，衣服烧着了，头发烧焦了，他就一头扎进水缸，并脱掉了外衣，用水浸透，以顽强的毅力扑打烈火。忽然，他听到有间厢房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他抬头一看，见这间厢房已倒塌两扇房山，只有燃烧着的几根木棍支撑着房顶，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一猫腰冲进了摇摇欲坠的房间，抱起婴儿就向外跑，不幸被倒塌的房梁砸中。战士们闻声赶来，小孩得救了，可是，小李却光荣地牺牲了。

与此同时，敌人一边打炮一边把兵力压了上来，其先头部队距村子已不到70丈了，敌人妄图在这里选择突破口。

在这里把守的是九团一营的第三连。营长张安民立即调一个排的兵力增援三连，待敌人距我方阵地只有十六七丈时，张营长下达了开火的命令。三连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一道道火舌喷向敌阵，全连战士集中火力奋勇杀敌。敌人被突如其来的火力打蒙了。

张营长仔细观察了一下战场态势，他发现敌人的第一次冲锋用了一个连的兵力打头阵，从正面向我军防御阵地蜂拥而来。显然敌人是看轻了我方实力，我三连战士奋勇还击，机枪响了，手榴弹在敌群中连连爆炸，仅十几分钟，就把敌人打得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像缩头乌龟一样滚了回去。

过了一会，敌人又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敌人纠集了一个营的兵力，从三个方向包抄过来。我三连战士毫不畏惧，越战越勇，把一排排复仇的子弹射向敌群。但是，毕竟敌众我寡，我军阵地上出现了战斗减员，情况万分危急。三连长大喊一声：“同志们，坚决把敌人压下去！”我三连的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不顾伤痛，以顽强的毅力，守住了阵地，再次击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

敌人恼羞成怒，纠集了后备主力两个营的兵力反扑。黑压压的敌人嘶喊着，像野兽一样向我军阵地扑来。同时，敌人把两门“九二” 步兵炮拉到村外的坟地，黑糊糊的炮口对准了我军阵地。

这时，我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守仁同志带着两个主力营和一个县大队赶来了，他迅速来到前沿，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他发现敌人的大炮已经就位，正在装定射击诸元，为了变被动为主动，让敌人的重武器失去效力，他立即下达了冲锋命令。

这当口，在刘守仁副司令员的指挥下，嘹亮、高亢的冲锋号吹响了。我军主力部队和县大队由沙河东展开，呈扇形向敌人包围了过去。战士们如离弦之箭，嗖嗖地跃出掩体、壕沟，端着闪亮的刺刀，冲向敌群。于是，一场肉搏战激烈地展开，刺刀和刺刀交相对杀，发出“吭吭嚓嚓”的响声。

我三连炊事班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在班长李树友的带领下，向敌人的炮阵地冲去。

敌人见自己被团团包围，顿时乱了阵脚。有的举枪投降，有的慌慌张张地往姚庄方向逃窜。

这时，营长张安民指挥一营战士，乘胜追击。我炊事班长李树友带领全班战士冲到了坟地。敌炮兵没有轻武器，与我刚一接触就举手投降，几个担任炮阵地警戒的敌人仍负隅顽抗。李树友端着大枪奋力同一个敌人搏斗。忽然，嗖的一下，敌人的一把刺刀从他侧面刺过来，他的右臂被刺刀扎破，顿时，殷红的鲜血浸透了衣服。但他全然不顾，大喊一声，使劲刺倒眼前的敌人，不料，扑地一下，脚下的一个沙坑将他绊倒，眼看着，近旁的一个敌人狞笑着向他扑来，他急中生智，用左手抓起压在身下的大枪，啪！啪！啪！向敌人射出了枪膛里剩余的3颗子弹，敌人“扑通”一下，应声倒地。这时，炊事班的其他同志也拼杀到这里，扶起班长。紧接着，又是一拨战士猛虎下山般地向坟地这边冲过来。敌人见势不妙，扔下大炮，仓皇地向姚庄方向逃窜。敌人的两门“九二”步兵炮，被我军缴获。战士们抚摸着黑糊糊的炮筒，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时，副司令员刘守仁，精神抖擞地站在柳河庄头的坟尖上，高举望远镜，向姚庄方向瞭望了一阵，挥动着粗壮的胳膊，高声命令道：

“全体出击，直捣敌人指挥部！”

刹那间，我军战士们怒吼着，像决堤的洪水，涌向姚庄，势不可挡！当一营的战士们首先冲到姚庄村东洼地的时候，敌人的指挥部已是狼藉遍地，破烂不堪！一些蒋匪的头目，狼狈地逃往宋家营，来不及逃走的敌人被迫撤到了姚庄村内。敌人运来的几车弹药，完好无损地堆在洼地旁的土坡上，被我军尽数缴获！

这时，张安民营长率领一营战士快速冲进姚庄，乡亲们纷纷跑出院子，迎接战士们，帮助搜索敌人。敌人一进村就仨一群俩一伙地躲藏起来，有的钻进草垛，有的躲进老乡的屋里，不敢动弹。在庄西，一位老大娘去柴禾垛抱秫秸，忽然，听见里边有“沙沙”的响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她吓了一跳，急忙报告解放军。我三排战士立即包围了柴禾垛，结果搜出4个敌人士兵。

与此同时，在村中间的一间堆满杂物的破旧的土坯房里，躲藏着一个班的敌人。我军向里喊话，敌人却向外开枪，负隅顽抗。这当儿，我军的一个班长，机智地绕过敌人射击的窗口，飞起一脚，踢掉半扇门，猛地冲进屋里，举起3颗手榴弹，大声喊道：“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吓呆了，无奈，只得乖乖地举手投降。很快，战斗结束了。

这时，太阳已跃上了树梢儿。战士们押着俘虏，携带着战利品回到柳河村。这一仗，我军消灭了敌人一批有生力量，打死敌人百余人，俘敌500余人，缴获“九二”步兵炮两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11挺、步枪和冲锋枪500余支，缴获子弹几十万发，炮弹20箱。真可谓战果辉煌。

敌人遭到惨败，特别是丢失两门“九二”步兵炮，更是气急败坏，于当日下午，又出动了大批敌军计有两个团的兵力，杀气腾腾地直奔大新庄方向扑来……敌人扬言：不追回两门炮，决不罢休！

这时，我十七军分区司令员李雪瑞和副司令员刘守仁，主持召开了营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下一步打法。估计敌人要顺大新庄、曾家湾的大马路行进。于是我主力部队当即开到了曾家湾附近，准备围歼追炮之敌，并命令九团一营在大佟庄东南的滩沟村待机。

敌人在明处，我军在暗处。尽管他们人多势众，武器装备精良，但每前进一步都胆战心惊。他们一面前进，一面用迫击炮进行火力侦察，迫击炮在轰鸣着，密集的炮弹毫无目标地落在了田野、沙丘、树林和村庄里。当敌人接近大佟庄时，见庄内异常安静，遂怀疑有我军埋伏，便命炮兵向大佟庄开炮。顿时，大佟庄的东小街，变成了一片火海，熊熊的火苗向四处蔓延着……。庄外茂密的小树林被炸得浓烟四起，碧绿的麦田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弹坑，群众的财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我军按兵不动，静观其变。敌人一直折腾到晚上才停了下来。一夜无话。

第二天拂晓，又是一个大雾天。灰沉沉的大地沉浸在寂静与幽暗里，野草、麦苗、树枝随着微风在不停地颤动着。就在这时，我九团一营的战士从滩沟出发，隐蔽在大佟庄马路南侧的坟地和附近的壕沟、坨地、坟茔、树林，准备待敌人大部队通过后，顺势跳出敌人的追击线路，带着两门“九二步兵炮”辗转运回路北基本区。

可是，情况却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生了变化。狡猾的敌人并没有集中人马顺大马路前进，而是分成几股，宽正面的散开行动，趁着满天大雾避开大马路，沿着壕沟、树棵、麦田搜索前进。

在搜索前进时，敌人的先头部队突然发现了我一营的隐蔽地，便立即向后传令，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随后，敌人调整了部署，调集重兵，集中全部兵力，向一营包围过来。

眼看着，黑压压的敌人，猫着腰，顺河沟、麦田向我一营隐蔽地缓慢的迂回过来，我九团一营去曾家湾求助主力部队已来不及了。如果与敌人硬拼，也要吃亏。营长张安民，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观察了一阵敌人的动向，镇定自若地向各连下达命令：“一连掩护，其他连保护好大炮向东南方向转移!我们一定要完成运炮任务。” 命令很快传了下去。我军立刻行动了起来。敌人发现了我军的行动马上开火。我一连战士奋勇还击，枪声似爆豆儿，手榴弹如炸雷，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趁敌人混乱之际，我一营全部撤出了战场。

敌人还是紧追不放，到了傍晚，敌人一直追到滦南县胡各庄一带。

过了两天，敌人的追炮行动愈加猖獗，用超过我一营几倍的兵力，围追堵截。因为我一营没有炮手，大炮完全失去作用。这时，一营及时接到刘守仁副司令员电令：“九团一营携炮速从滦南县喑牛淀东撤，过河拆桥。”

张安民营长边读电报边想：：“刘副司令怎么对这里的情况这么熟，好像亲临一营指挥一般。”遂依照命令迅速行动，携炮过桥后即刻拆桥，刚拆完木桥，工夫不大，敌人就追了上来，横在敌人面前的是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无奈，敌人就灰溜溜地逃回了唐山，连大炮的影子也没捞到！

几天后，我九团二营派四连追赶上了一营，并转告一营另有任务，迅速归建，两门大炮交由二营四连送到路北，并上交冀东军区。其后，冀东军区修械所修理保养好大炮后，又发还十七军分区。

柳河之战，我九团一营受到了冀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三、

解放战争的这个阶段，冀东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军日益强大，在各大战场节节胜利，敌军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到1948 年5月，滦南县敌政权已是摇摇欲坠，滦南境内仅剩晏各庄和乐营两个敌人的较大据点。1948年5月13日，我十七军分区司令员李雪瑞和副司令员刘守仁等分区领导研究决定，由独立第八团攻打晏各庄，独立第九团攻打乐营，统一由刘守仁任前线总指挥。

晏各庄当时是一个小村，只有20多户人家，170多口人。但这里地处滦南、乐亭至滦县的交通要道。敌人的据点就设在一处似铜墙铁壁的地主大院里。自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就在这个大院里修了一座三层炮楼，成为滦县伪军常备二大队的中心据点。此时此刻，滦县、乐亭、昌黎等地的敌方军政人员都逃到这里，共计达到1200 多人，企图凭借坚固工事作最后的挣扎。

5月16日凌晨，我军完成了对敌包围。上午8时，敌人发现不妙，于是组织几百人从北门突围，但很快被我强大的火力压了回去。

9时，我军开始用迫击炮炮轰炮楼，连发两炮，就把炮楼轰塌。但正想打第三炮时，敌人的一发六O炮弹飞来，正落在团政委浦忠志的身旁。浦政委负伤倒地，他强忍剧痛，在被抬下去的那一刻，拉着团长王金生的手说：“老王，我没事。打下来后，别忘了给我挑一匹好马。”王团长说：“老浦放心吧，我一定给你挑匹好马。”让担架队迅速将政委送后方医院。

敌炮楼被我炮火炸塌后，敌军失去了居高临下的机枪掩护，我独八团在王金生团长指挥下，用几发枪榴弹就轰开了据点大门，战士们呼喊着：“为政委报仇！”趁势冲进了据点。敌人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缴枪投降。

晏各庄据点打下来了，然而，浦忠志政委没等送到后方医院就壮烈牺牲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把缴获的一匹战马牵到他的遗体前，作最后的诀别。这一仗，共俘获敌方1000多军政人员，还俘虏了伪乐亭县县长吴铁桥。

乐营与晏各庄仅相距8里地，于同一时间，独立第九团也发起了对乐营据点的攻击，9时整独九团开始炮击敌据点，炸塌了敌炮楼，敌失去炮楼掩护，自知无力抵抗，遂举白旗投降。我俘敌60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

为配合东北我第四野战军作战，1948年6月12日，刘守仁亲率分区主力——警备第十团破击敌铁路运输线，伺机炸毁滦县境内的石佛口沙河铁路大桥。考虑到大桥四周建有明碉暗堡防御坚固，刘守仁特调两门九二步兵炮加强该团。

石佛口沙河铁路大桥建在沙河之上，是北宁路上的重要咽喉，位于滦河铁路大桥以西20里处，全长约60丈，9座桥墩，是滦县境内北宁线上仅次于滦河铁路大桥的一座桥。因为大桥距离石佛口很近，故称“石佛口沙河铁路大桥”。大桥的东端，有一座暗堡，暗堡四周均有射击孔。离暗堡不远是敌人的炮楼，暗堡与炮楼相通，炮楼之下有敌人营房3间，可以容纳一个排的兵力驻守。大桥西北端，有水泥炮楼一座，常有十余名伙会把守。

警备第十团团长王芳将炸碉堡的任务交给了一连。一连利用夜暗隐蔽接近大桥，但很快便被敌方发觉。敌人立即还以机枪，并打出照明弹，企图阻止我十团行动。我十团一时不能靠近大桥，遂借照明弹的光亮，用九二步兵炮瞄准炮楼轰击，大桥东端的炮楼轰然倒塌，警备十团乘胜围歼，俘虏交警10人，打死3人，伤2人，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7支，子弹2500发。同时，大桥北端水泥碉堡内的10名伙会亦被该团俘获，缴获长枪10支。13 日撤离前，我方炸毁大桥两座桥墩，致北宁路停运数日，胜利完成了破击任务，支援了东北战场。

1948年6月至9月，我华北野战军发起了冀东战役。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四纵队(全军统一编制后，称第64军)奉命挺进冀东。挺进冀东的目的是钳制华北的国民党守军，隔断华北敌军与东北敌军的联系，相机攻占敌唐山外围的战略要点，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进一步压缩与孤立敌人，扩大我解放区，使冀东与平北、冀晋、冀中等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最后解决平、津、唐之敌做战略准备。

二兵团四纵率第十旅、十一旅、十二旅及第四旅，于6月10日到达唐山以北80公里的遵化地区隐蔽待机，6月11日下午，各旅各团根据自己的任务分头出发，经20小时的急行军，于12日24时，分别将丰润县城、任各庄、榛子镇、野鸡坨等大小12个敌据点包围起来。

6月13日上午，第四纵队各旅、团先后向守敌发起了攻击，经一昼夜激战，于14日晨，将除任各庄外的其他各据点全部攻克。此后，任各庄亦于15日晨7时结束了战斗。初战仅两昼夜，我四纵攻克敌大小据点12处，取得歼俘敌军5379人的胜利。

6月22日下午，我四纵奉命配合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及冀东部队向北宁路昌（黎）滦（县）段出击。部队由迁安、卢龙南下，经120里急行军，包围了昌滦线各点。战斗于24日拂晓发起，于25 日中午结束，仅一天半时间内，我军攻克了昌黎县城、安山、石门、后丰台等大小据点10处，歼敌4865人。

7月19日，我四纵挥师西进，由第十二旅奔袭香河县城，全歼守敌千余名。第十旅二十八团为扫清向武清的进军障碍，用了5个连又3个排的兵力，以无一伤亡的代价，于7月20日夜攻占了王家摆渡，全歼守敌70余名，为我第七旅攻克武清创造了条件。

9月6日，我四纵指挥第十旅突破了敌号称“铁打的三河”，全歼守敌1300余人。此战亦可谓我冀东战役的扫尾战。9月21日，四纵越过平古线，离开了冀东，进抵察南的雕鹗堡地区待机，胜利完成冀东战役的预定任务。

四纵转战冀东3个月，行程1500余公里，于唐山外围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先后解放了丰润县城、乐亭县城、香河县城、武清县城、三河县城。并在破击北宁铁路时，配合友军攻克了昌黎县城。华北军区第四纵队取得歼敌1万余人的光辉战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将盘踞冀东之敌压缩在孤立的点线上，解放了冀东广大地区和人民。

1948年11月29日早8点多钟，国民党军队炸毁滦河铁路新桥（日本人设计，完工于1939年，在老桥北面），弃城西逃，宣告滦县全境解放。

随着我军的强大反攻，敌滦宁县政府于1948年12月中旬逃到董各庄，此时，所谓的滦宁县早已是名存实亡。从1947年2月国民党在倴城建立滦宁县，到1948年7月，这伙武装强盗逃到了滦县，接着改编为河北省保安第五团驻昌黎，最后逃至董各庄，标志着滦宁县政府的彻底垮台，也标志着我滦南县全境解放。

12月12日国民党唐山市守军，弃城逃往天津。驻守在胥各庄、河头两镇及丰南县境内其他据点的国民党军队，也随之仓皇逃窜，至此，丰南县解放，唐山市全境解放。

1948年12月冀东军区十七分区并入十六分区，刘守仁脱离冀东地区，调任第四野战军补训师任副师长，刘守仁带着周明久一起进了北京赴任，其时，周明久也同时调任补训师师直机关政治指导员。

1949年初，两个补训师合并，组成了由八个团构成的后备师，其任务是训练新入伍的翻身农民和一部分解放战士，以备随时补充主力部队和调给新组建的军分区。这八个团的干部都是冀东军区从各分区抽调来的，营以下干部大都比较好管理，团级干部说老实话大部不好管理，这些同志大都资格很老，除了红军时期的干部，就是抗日开始阶段的干部，资格老不好领导。因为大部分都是冀东出来的，刘守仁是从战火中打出来的当地响当当的人物，所以大家对刘守仁比较尊重，他说话这些老资格同志还听。不过，这个师是个新编成的师，各个方面都没有理顺，与其他师相比什么都困难些。

至于接收新入伍的翻身农民和整训俘虏的工作，相对来说还好做一些，尤其是师政工部门在新兵和解放战士中开展了忆苦思甜教育，随后又开展了写家信活动，尤其是新接收的解放战士，当知道了家乡的变化并从变化中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时，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解放战士反而好带些。刘守仁是军事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是他的强项，从思想深处说，他是不愿干这个工作的，但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尽量克制自己的想法，积极投入补训师的整训工作。

四、

1949 年2月23日，肖劲光率领第40军、43军、炮团及后勤一部组成四野先遣兵团开始南下作战，由此拉开了四野大军南下的序幕。

1949年3月第13兵团辖38军、47军、49军从北京昌平出发南下。补训师随队南下，下辖八个团，一边南下，一边向外调出部队，即每走到一个城市或者地区，就调出一个团留给当地的军分区。同时，在调出部队的同时，又不断接收新兵和整训解放战士，以组建新的团队。

在南下行军途中，刘守仁从来不让周明久坐他的小车。周明久当时已经身怀六甲，又是放过脚的女同志，还得行军，真的很不容易。即使这样，刘守仁也不让周明久坐他的小车，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周明久都得靠自己的一双“解放脚”走路。好处当然是有的，周明久把自己的“解放脚”给走开了，看不出有缠脚的痕迹了。

有一天，师政委邓文彪看见周明久挺着肚子跟着队伍行军，就有些看不过去了，邓政委停车非让周明久上他的车，周明久谦让了一会儿，就上了邓政委的小车。她被邓政委的小车带了一段路，还不敢让刘守仁看见。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有一次，刘守仁看见周明久从邓政委的车上下来，对她好发了一顿脾气，吓得周明久再也不敢乘坐政委的小车了。邓政委见周明久挺着肚子行军，实在看不过去，就想了个办法：偷偷让周明久坐他的车，快到驻地时，让她先下车，邓政委则坐车进师部驻地。周明久在路边先休息一会儿，再慢慢走进师部驻地。

1949年10月，部队走到湖南常德，周明久出现生产征兆，不得不住进了湖南常德的一所教会医院，刘守仁上报师有关部门，经批准给周明久留了两个警卫员、两个女护理员和几块钱，便马不停蹄地继续南下。可是，孩子还没出生，钱就花光了。没办法只好找常德地方政府的同志去借，市政府的同志很大方，立即借给她8块钱，这可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孩子刚出世，教会医院的护士就给称了体重，孩子的体重只有三磅重，大约二斤七两，警卫员把孩子放在他们的鞋盒子里养着。又赶上周明久不下奶，医生和护士想了好多办法都没有用，土办法也用了几个，都不管用。产房里别的阿姨奶水旺，周明久就抱着孩子求奶吃。没成想这孩子还是一个穷耿直，别的阿姨的奶水他一口都不吃。第一次做母亲的周明久只好熬米汤撇米油喂孩子吃，总算有了一口活命的食物。

有一天，刘守仁从前方坐着吉普赶到医院看望周明久和孩子，带来了几罐缴获的美国奶粉，看见孩子的第一眼就说：“这孩子太弱了，恐怕活不成。”安慰周明久了几句，就匆匆赶回部队去了。周明久说，多亏了这几罐奶粉，搅在米油里，营养好多了，美国人还是干了些好事的。

出院时，刘守仁派车来接。周明久先让司机开到常德市政府，向人家致谢，还告诉地方的同志：“先前借的8块钱现在还不上，以后……。”人家没等她说完，就说：“那个钱不用还，我们这里已经下过账了。”说完又从抽屉里取出了4块钱说：“这些你们带着路上用，钱不多，也不用还。”接着就把周明久他们送出了办公室。周明久千恩万谢，一行人坐上车向部队开去。

回到补训师周明久才知道，部队走到常德时，补训师已经改编为补训第3师，刘守仁升任师长，邓文彪仍任政委。全师仍是八个团，仍是一边走一边向外调出部队，建一个军分区就调出一个团。此后，整训解放战士和征召新兵建新团的工作便停了下来，只调出不新建。

——刘守仁任第13兵团补训第3师师长时与邓文彪政委的合影

1950年1月，补训第3师到达广西武鸣，上级安排刘守仁到广西省军区武鸣军分区工作，司令员由一位副军长担任，刘守仁任第一副司令员。在没到武鸣以前，兵团首长曾征求过刘守仁和卢司令他们俩的意见，到分区任副司令员是因工作需要，派一位副军长任分区司令员，是因为卢司令是本地人，熟悉本地民风和匪情，有助于剿匪工作。并说对卢司令和刘守仁来说，这不是降级，是原级不动。卢司令为副军级司令员，刘守仁为正师级第一副司令员，邓文彪任政治委员。

在武鸣军分区工作期间，首先面临的就是当时广西严重的匪患，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派遣特务勾结当地土匪，把矛头直指我新生的革命政权。所谓的“司令”、“军长”、“师长”、“专员”、“站长”不计其数，时常纠集一伙人从事暗杀和破坏活动，环境极为恶劣。武鸣分区肩负剿匪和开辟地区建立政权双重任务，在卢司令员的领导下，刘守仁根据自己在冀东开辟地区和坚持地区的斗争经验，结合当地土匪的活动特点，制定了以连为单位，连长任区长，指导员任区委书记，分片剿匪、开辟地区的作战方案。

刘守仁有开辟地区和坚持冀东地区斗争的经验，在冀东，敌人大多以团营为单位作战，刘守仁经常以团对团，以营对营，带领地方政权坚持地区。地方领帅机关不随团活动时，刘守仁则化整为零，将部队分散开打击敌人，使敌看不见、摸不着。借鉴冀东军事斗争的经验，针对武鸣分区管辖区内的土匪，其出扰匪伙较小的特点，刘守仁认为：采取化整为零以连为单位开辟地区，对我建立政权较为适宜。刘守仁将我方的武装力量以连为单位与政权结合起来，连长任区长，指导员任区委书记，这既能避免出现土匪四处点火，我方四处灭火的被动局面，又能以小对小，灵活打击土匪。

此时此刻，我方的这些连首先是战斗队，承担着繁重的剿匪任务；然后又是工作队，承担着本区的土改任务；这些连队还是宣传队，承担着讲解土改政策和分化瓦解土匪的宣传任务；而且它还是生产队，承担着帮助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最后，这些连还是治安队，负责当地的公安工作，承担着保一方平安，护卫春种夏收、夏种秋收和保障贸易通道，以及稳定经济和发展贸易的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我解放大军首先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后面的四项任务大多属于我地方政权的任务。这两类任务相结合后，经过全体指战员的顽强作战和努力工作，胜利完成了剿匪和建立政权的任务。 1951年1月，因刘守仁战伤复发，加上头部未能手术取出的炮弹皮作怪，整个头都肿了，已不适应南方工作，经中南军区批准，调刘守仁到中南军区最北部的河南省洛阳军分区工作，在报到之前先到武汉的军区医院住院治疗，后来又转到西安的部队医院继续治疗。在这两所医院多次做手术，从头部取出了十块炮弹皮，但仍有十四块炮弹皮取不出来，医生说：“以现在的技术，采用手术方式取剩下的炮弹皮会有生命危险，留着比取出来要安全。”根据医生的意见，就不再做手术了，但是，头痛的病根就一直留了下来。

1951年6月，刘守仁调任洛阳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正师），其后复任司令员之职。1955年刘守仁被授予上校军衔，行政10级，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刘守仁戎马一生，不惧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南征北战，多次光荣负伤，解放后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守仁荣获的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后 记

本书应该属于纪实文学的范畴。写作本书的初衷，只是想把父亲的履历和自传从档案库搬到图书馆，使之从刻板的公文格式变成鲜活的图书文字。

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他实际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33年，入党是在1937年10月。解放之初干部建档时，因这段历史已无人证明而略去。但父亲在历史思想自传中却略微提到了他在这个时期的一些革命活动。本文尊重父亲的意愿，采用了历史思想自传中所写的一些情节。父亲在自传中提到，他有一本记录着自己历次作战经过的笔记本，可惜在大军南下过河时，突遇山洪暴发而遗失。本书借鉴了从网上下载的记述当年战斗情形和历史背景的文章。

依据父亲的遗稿、自传和网上资料，本书如实记述了几则当年冀东地区党内军内的内耗片段。关于张老八叛变的情节，则是根据我所记忆的父亲当年讲述的故事写成的。1947年2月至8月底的战斗，父亲仅提到被两次批评打莽撞仗，父亲认为即使真是打了莽撞仗，也是应该打且必须打胜的莽撞仗。而且在游击区率领部队坚持战斗的部队首长，有发起战斗的临机决定权。书中描述的内容大多都有事实基础，其中虽有虚构，但这期间四十八团向军区上缴了三个团的武器装备却真实无误，父亲曾不无自豪的多次提起。自传中还曾谈到批评父亲打莽撞仗后，军区首长担心挫伤父亲的作战积极性，但父亲却不以为意，仍一如既往的积极作战，军区首长也对父亲此后多次以多胜少的战斗赞赏有加。此外，本书的对话和细节描述应属合理虚构。本人不会写小说，限于写作水平，本书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父亲的思想品格，以及他那朴实无华、几乎近于童真的勇敢和率真。

父亲半生驰骋疆场，踏战火，息狼烟，他那忠于信仰，热爱人民，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嫉恶如仇，不畏强暴，机动灵活，不怕牺牲的英雄精神，就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永志不忘！父亲是解放军第12兵团46军137师409团的建团人之一，还是第19兵团65军194师582团的首要建团人，能为解放军建两个团，且一生没打过一次败仗，父亲这辈子活得值了。作为子女，我们要对父亲的英灵说：“我们崇敬您，怀念您！” 全国解放后，父亲不顾战伤的频繁折磨，仍然坚持积极为党工作，积劳成疾，头痛欲裂，自1958年起就处于半离休状态。渐渐地父亲的脑力也越来越不支了，加上战伤造成的左臂粉碎性骨折疼痛难忍，不得不于1960年提前办理了离休手续，离休时年仅55岁。

1973年，父亲因患脑中风住进了医院，久治不愈。弥留之际，仍然关心着部队的建设，惦记着遭受震灾的唐山老家的人民……。

1976年8月27日，父亲在郑州153陆军医院病逝。同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安葬于洛阳市烈士陵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民主抛头颅洒热血，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敌人是清楚的、可见的。但是也有不可见的敌人，那就是物欲和权利欲。这时，敌人就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如欲战胜敌人就需战胜自己。父辈的革命以战胜可见之敌为主，我辈的革命则以战胜不可见之敌为主。这就是新革命与老革命的异同。

胜己者胜天下。眼下的革命难就难在胜己上，同志哥，在金钱和权力面前你能胜己吗？建设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全社会物质资料的进一步丰富，更需要理想、道德、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推动。只有善于学习继承，勇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理论，勇挑改革重担，才能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前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共产主义。

但愿革命的新一代和新新一代能够胜任这一光荣的历史性责任。

李德生

2018年4月20日初稿

2019年9月10日定稿

【书中主要人物简介】

• 赵玉清：生卒年月、籍贯、曾用名等不详。曾任中共滦县工作委员会主任、县委委员。1938年春末夏初，在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失踪。1940年前后，冀东党组织对其与组织失联曾多方调查，均无功而返，成为悬案。解放后，经有关部门向李运昌、张振宇、刘守仁等老同志查证情况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 丁振军：（1913年～1944年），青少年考入滦县汇文中学，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宣传群众，发展党组织。1940年，任冀东东部行政办事处主任，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42年，任中共路南工委书记兼路南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冀东四地委书记、十三地委书记兼十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积极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 游击战争。1944年，在丰润县杨家铺战斗中壮烈牺牲。
• 朱孜敬：上世纪末与其失去联系，生卒时间不详。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十四团参谋长，解放之初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其后任海拉尔铁路工程局哈尔滨工程学院院长、哈尔滨铁路局局长等职。离休和去世时间不详。
• 张鹤鸣：（1910年～1952年），又名范明合，陆健。河北滦县大门庄人。1928年考入滦县县立中学，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后在本村小学教书。193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大门庄党支部书记。1936年到滦县县委西南区委工作。1938年7月，参与领导了滦县港北武装暴动，任抗联第五总队总队长兼参谋长。任冀东军分区作战科长，路南一区队区队长，十七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四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十九旅旅长。1946年后，历任东北护路军副司令员兼中部司令员，东北铁路军事法庭庭长。1952年7月，在昌黎病逝。 时年42岁。
• 高志远：（1907年～1939年）河北滦县人。1933年1月1 日，“长城抗战”爆发。高志远从当地招募200余壮士，组成抗日义勇军，支援长城抗战。后被推举为滦县第三区的保卫团大队长，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高志远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历任“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委员兼华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副主任，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总司令（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1938年8月，跟随八路军第四纵队西撤，与四纵领导人在对敌斗争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加之其他社会因素，1939年4月被处决。解放后未平反。
• 李运昌：（1908年～2008年）原名李芳岐。男，汉族，河北省乐亭人。早年就读于乐亭中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赴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学习。同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农军部主任、广东惠潮梅农工救党军第二团党代表。中共乐亭县委书记、滦(县)乐(亭)中心县委书记。1929年1月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代理秘书长，中华铁路总工会特派员、满洲办事处主任。1932年9月在乐亭、滦县御侮救亡会主任、中共京东特委军事特派员、书记，6月至10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1938年夏秋领导冀东抗日武装暴动，任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1939年7月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司令员、冀东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7月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冀热行署主任并兼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1944年9月任中共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解放战争初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1945 年11月任热河省政府主席。1946年6月兼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主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委员。1949 年1月担任中共热河省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交通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专职)，国务院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错误批判和关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是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八大代表，在中共十二、十三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0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 洪麟阁：（1902年～1938年），洪麟阁出生在河北遵化地北头村一个满族中产之家，1921年入读天津直隶法政专科学校。1938 年4月起，与共产党人李楚离、马溪山和杨十三等工字团成员开始筹划冀东暴动。从最初五六十人的队伍开始，短短三个月时间，洪麟阁部发展到了1000多人的规模。1938年10月15日，根据我党派驻代表做出的冀东抗日联军退出冀东的决定，洪麟阁率部西撤，进驻蓟县台头村，缴获日军运输的大批军火给养后，遭遇敌人疯狂反扑。身陷重围的洪麟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 李润民：（1907年～1938年），河南省人。中共党员，原红四方面军团政委，曾参加红军长征。1937年9月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到河北省委工作，10月到冀东在北宁路南地区组织领导游击干部训炼班，为举行抗日暴动训练军事干部。1937年12月任“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副政治委员。1938年7月6日首先在滦县港北村率众起义，成立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滦县)任总队长。组建抗联二十三总队，队伍壮大到3000人，是冀东抗联的主力部队。队伍西撤时调任第三梯队队长。西撤途中在潮白河东岸受阻，部队损失惨重。他与政治主任高培之拟转道北平去平西，1938年12月二人在北平被捕牺牲。李润民时年31岁。
• 高培之：(1915年～1938年)，又名高朗豁，河北省唐山市常各庄人。1933年，考入河北滦州师范。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滦县县委委员。积极发动滦师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初，亲自筹建滦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并任滦县“学联”的总负责人。“七七”事变后，按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在滦县马城开办了“大生全”书店，为地下抗日联络站，承担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袖标、旗帜、关防、印件的秘密制作和刻印。1938年夏，在滦县开办短期游击战骨干训练班，为暴动培养政治、军事人才。1938年7月6日与李润民一起领导了港北起义。任冀东抗日联军五总队政治主任、抗联路南指挥部政治主任。

1938年12月于北平被捕后牺牲。时年23岁。

• 张振宇：（1909年～2005年），汉族，1909年10月生于滦县大门庄。1937年参加长城抗日暴动。1938年7月6日，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任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在全国解放前，先后任二十八团营长、联合县县长、冀东第四、十七、十三专署副专员。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农业厅厅长、交通部中国汽车运输总公司经理。1950年10月，赴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副部长、代部长。曾获二级国际勋章。回国后任港务局副局长、局长，1961年任唐山专署常务副专员，1973年调任石油部管道局副局长。2005年病逝，享年96岁。
• 李楚离：（1903年～2000年），河北省元氏县人。农民家庭出身。高小毕业后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24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西北国立大学，开始做党的工作。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9月部队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至 1938年10月任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专职负责人。1938年参与组织领导冀东抗日大暴动。先后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政治委员、中共冀热察区委冀东区分委书记、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冀东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第十三地方委员会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治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先后任中共冀热辽分局委员、冀东军区政治委员、兼任冀东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后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广西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共广西省委秘书长。此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特邀代表。2000年10月17日在北京逝世。
• 张子川：（1913年～1958年），原名张丰庆，河北省唐山滦南县胡各庄镇沈营村人，因在族中行八，故得号张老八，人称八爷。

9岁开始读书，14岁辍学到沈阳随父张萱经商四年，家庭成分为地主兼商人。1938年7月，组织胡各庄及周边地区农民，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任冀东抗日联军第八总队总队长。历任八路军联合县基干队支队长、一区队二连连长、昌乐游击支队支队长、冀东军区第十七军分区四十六团副团长，六十团团长。1946年7月擅自离队回家养病，不久叛变，出任国军华北独立团二营营长、滦宁保安团副团长、滦宁剿匪总司令等职。解放后，毁容隐姓，于1951年11月在北京郊区长城附近被捕，1958年在滦南县被公开镇压。网传张子川是土匪，还当过我军三十三团团长和十一旅代旅长均属不实。

• 张晓川：（1919年～2003年），河北滦县高家峪人，原名张振先，1938年参加八路军，历任晋察冀冀东丰滦迁秘密锄奸小组副组长，报国大队副队长，晓川部队队长，冀东军分区第一区队四连副连长、连长。1943年入冀东军分区军政学校学习，后任冀东军分区第一区队特务连连长，第十四团二连连长，丰滦支队副队长、支队长，冀东军区第四十八团副团长、团长，十七军分区副参谋长，冀东秦榆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冀东军区教导1师参谋长。建国后，历任川东军区大竹军分区参谋长，西南军区补充第4师师长兼政委，后勤学院组织指挥系战术教授会副主任、系副主任、院务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后勤学院院务部部长等职。1985年以正军职离休，2003年逝世，享年84岁。
• “抗日反攻大同盟”的盟员谷松等：范祖耀化名谷松，离休前任沈阳部队空军第一航校政委。杨振鹤化名杨光，离休前任重庆医科大学武装部长。姜惠霖化名霍嘉淳，离休前任水电部第二工程局党委书记。李庆堂化名白萍曾任46军137师409团2营副营长，

1949年在打天津时光荣牺牲。刘国栋化名郭嘉浩，离休前任46军 137师副师长。孙海峰化名沈建华，曾任137师教导队军教主任。宣翰栋化名张伯坚，离休前任秦皇岛市工会主席。翁伯坤化名张建国，曾在新疆核弹实验基地司令部任处长。毕春皋、冯远志、高建武等同志此后情况不详。

• 华山：（1923年～），原名高连生，1923年9月生于滦县大高庄村。参加革命后，历任丰滦迁联合县四区助理，八路军十二团游击第六大队文书，迁滦卢基干队书记兼副排长，一区队一连副指导员、五连指导员，冀东军分区十四团政治处主任，后担任冀东 13旅供给处政委和78团政治处主任等职。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历任133师副师长，137师政委，46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6军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十一大”代表。
• 李雪瑞：（1914年～1951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火田乡齐心村一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1月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曾在红十七师五十团一营一连任班长、排长。历任作战股长、支队参谋长、副团长、冀东军区第十七军分区司令员，第

20兵团67军200师师长，1951年7月18日牺牲于朝鲜战场。

• 曾辉：(1906～1947)，原名曾启静，别名曾从境。江西吉安县茶布安村人。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排长、司务长、管理员、教导员、团政委，八路军冀热察军区挺进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冀东军区第十七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7年1月12日牺牲于滦南县西老里庄。
• 肖全夫：（1916年～2005年），出生于安徽金寨县，1930 年参加红军。1938年，肖全夫在抗大第二分校担任队长、支队长。曾任晋察冀十七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冀东军区十三旅旅长，东北野战军9纵26师师长，46军137师师长，46军副军长、军长。率部入朝，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平时肖全夫最喜欢唱的歌是46军文工团创作的《我是一个兵》。回国后，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1955年9月，肖全夫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2 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肖全夫任前线总指挥。周总理说：“这回，苏军可是遇到对手了。” “我记得，这个肖全夫曾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哩，那里的教官都是苏联人，对苏军的那一套，他肖全夫清楚得很呢！”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取得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1980年调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于2005年2月4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9岁。
• 赵靖远：（1915年～1967年）， 原名赵善信。河北蔚县赵家湾村人。1937年毕业于蔚县简易师范学校，同年10年参加八路军。

1938年4月加入党。在抗日战争中，历任支队政治部组织干事、晋察冀六团二营教导员、三十六团政治处主任、冀东军区十四团政委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任独立第十一旅三十一团政委，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六师七十六团政委，二十六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师副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斗、湖南剿匪，完成了保卫粤东海防的任务。1952年9 月，他奉命赴朝作战，任46军137 师政委。1959年8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深造。1961 年12月任46军副政委。1964年，到农业机械部工作，任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2 月18日逝世。

• 阎达开：（1913年～1997年），原名阎凤善，曾用名阎明、高建林、周绍林、周建林。1913年5月出生，河北省乐亭县阎各庄镇樊坨村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乐亭县杜林高小团支部书记、城东南党团书记，中共乐亭县委宣传部长，青年团京东特委书记、青年团河北省委驻冀东代表，中共京东特委书记，冀热辽特委宣传部长，中共冀东特委代理书记，冀东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临时党委书记兼副总指挥、总指挥，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冀东区党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市军管会主任，中共唐山市委副书记兼代理市长，开滦煤矿党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第二书记兼市政协主席，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省政协主席，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员会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十二、十三、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92年离休，1997年2月逝世。

（21）李文光：（1917年～1970年），原名李喜昌，河北省饶阳县北师钦村人，汉族，193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参加组织农民革命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教书为职业从事党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农民革命军政治处主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第四分区大队政治处主任，第九军分区第二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第九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卫生处政委，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学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十七军分区第四十八团政委。第十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教导师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20兵团67军201师601团政委，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历任华北军区第20兵团67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志愿军第67军 201师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201师副政委，志愿军后勤部第一速成中学政委，解放军汽车管理学校政委，总后勤处大同办事处主任兼政委（正军职）。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1970年 12月25日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逝世。1979年被平反昭雪并定为革命烈士。

另注：书中日军：第27师团铃木启久少将，冀东驻屯军最高指挥官加藤泊治郎中将、独混第8旅团竹内安寺少将、铁石部队骑兵旅即铁血部队岩田熏少将、铁石部队步兵旅即铁心部队粟野重义少将，及其部属南清一大佐、野坂中佐、小泉和雄少佐、山田少佐、赤尾宫少尉等等，伪军：团长郭文通少将、呼赫巴图尔上校、刘德溥上校、张毅超上校、团副吴荣勋中校等等。国军：师长郭惠苍少将、副师长李有宗少将、参谋长纪高翔上校、副营长周惠川、连长罗仲芳、反动头目邸国珍、还乡团头目吴兰贵等，均实有其人，是当年驻冀东地区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头目。【注释一】电影《英雄儿女》与582团：

1952年3月，巴金先生率领17人的作家采访组，来到了朝鲜，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度过了300多天。其中，巴金在65军194师体验生活。

1952年10月，志愿军65军194师582团在团长兼政委张振川的带领下奉命与敌人争夺“红山包”和“67高地”，连续鏖战5个昼夜。最后一次争夺战中，该团6连奉命坚守高地，打退了敌人的17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500多名。10月5日，敌人集中一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进攻高地，6连顽强拼搏，最后拼得只剩下副指导员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个人。当敌人即将攻上高地的时候，赵先友和刘顺武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高声呼喊：“团长，向我开炮！” 张振川命令炮兵群向占领我阵地的敌群猛烈射击，掩护我反击小分队冲上阵地。当我军夺回阵地后，发现赵先友和刘顺武已经在防空洞口与敌人同归于尽……巴金据此写成小说《团圆》，后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赵先友成了英雄王成的原型之一（据查，王成的原型有抱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李文彦，喊“向我开炮” 的赵先友、蒋庆泉和于树昌。蒋庆泉和于树昌的英雄事迹分别发生在巴金率作家采访组回国后的1953年4月和6月——本书作者注），张振川也被公认为是电影中团长张振华的原型之一。

经过这次战斗，6连被授予“英勇顽强守如泰山的钢铁连”光荣称号（并获“特功六连”的荣誉——本书作者注），赵先友荣立特等功，刘顺武等八位同志立一等功。1991年，65集团军为宣传英雄事迹，决定在194师582团营区办公楼前立一座“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英雄塑像，小说《团圆》的作者巴金欣然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 巴金”。1991年8月20日，还特地分别写了横竖两幅，供制作时选用。可见，巴金笔下的“王成” 的原型是赵先友。

—— 本注释的第一段文字来源于“豆瓣网”，见《环球人物》杂志的微博所载《第65集团军：“英雄儿女”的传人》。第二段文字也来源于“豆瓣网”，见《人民政协报》所载《揭秘巴金小说〈团圆〉中王成的原型》。

• 1952年巴金（左）与黄谷柳在开城来凤庄门口合影 。
• 画家辛莽给志愿军65军组织科干事马怡画素描。
• 巴金（左2）、胡可（右2）、王莘（左3）、黄谷柳（左1）、罗公柳（右1）正在志愿军65军采访。
• 作家巴金（右）在志愿军65军前沿阵地进行采访。

【注释二】电影《停战以后》与582团：

电影《停战以后》是1962年发行的，由成荫执导，张平、秦文、马精武、谭宁邦、赵子岳、项堃、鲁非、李雨农等著名演员主演的故事片。其中表现了美军破坏和平的军事行动——安平镇事件，这次事件只是美军破坏和平的诸多战斗中的一个。刘守仁指挥的东三里庄战斗与安平镇事件的性质相同，在东三里庄战斗中打死两名美国军人的责任不在我方，而应由美军自负。电影《停战以后》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