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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东:踏进西花厅总理值班室 周总理教我做秘书

时间:2014-04-02 14:00:11编辑:中国红故事

   从1968年8月上任,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纪东同志一直担任周总理的秘书。本文回忆了他在周总理身边从事秘书工作的经历。周总理对身边秘书在学习与工作方面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也是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

  踏进西花厅“总理值班室”

  周恩来总理同我正式谈话后,我开始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正式值班。

  

 

  纪东

  按照分工,钱嘉东主要负责外事、安全和宣传、港台等方面的工作。我接替张作文的工作,主要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

  在时间上,钱嘉东主要是值夜班。吃过晚饭后上班,到第二天上午8时交班。我从上午8时接班,晚饭后交班。不过实际上,我们交班后并不马上离开办公室,一般情况下,钱嘉东交完班,再处理完需要办的事情,就9点多了,回家睡几个小时,就又回到办公室。总理夜间事情多,白天来的外交方面的文电钱嘉东都要先看一遍。后来总理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了,钱嘉东值班的时候,即使能躺一会儿,也是和衣而卧,难得踏实睡一觉,成年累月,天天如此。可以说,钱嘉东是西花厅工作人员中工作时间最长、最累、最辛苦的,但他从无怨言,始终如一。我吃过晚饭交班后也不离开,一般要到11点钟吃完夜餐才回去睡觉。这也是为了及时办理总理在家办公时交代的事情。而且,1975年3月前,我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西花厅,所谓下班,就是从办公室到另一间屋子睡觉而已。

  总理对秘书的分工非常清楚,也非常严格。只要事情不急,谁负责的事,就交给谁办,谁管的文件,就由谁处理。当然,遇上紧急的事情,不论是哪个秘书的分工,该值班就由谁办理,办完后我们再互相通气。

  总理让我在实践中学习,在工作中提高,但究竟怎样学习,如何提高,我还有些茫然。这方面,可以说总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他的秘书,也是他的学生,老人家在工作中严格地要求我们,耐心地指导我们,特别是对我这个“新兵”,更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总理在秘书工作方面对我们的教导和指示很多,回忆和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要广学博览

  为了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总理要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各种书籍、资料,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等等。对理论方面,总理要求读原著,对经济、文艺、科技等方面专业性较强的,一般根据工作需要,作常识性的学习和了解。比如,反映国际动态的《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总理要我都看一遍,并筛选出重要内容给他讲摘要。重要的地方,要原文讲给他听。有的重要文章和段落,我要用红笔划出来,供他亲自阅读。这就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要认真地看、仔细地读,要提高判断和选择能力。

  做秘书工作,要随时准备回答领导提出的问题。要达到领导的要求,得靠平时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及时的学习充实。我也碰到过犯难的事。一次总理突然问我:“唱歌和唱戏,什么是‘真嗓’,什么是‘假嗓’?怎么区分?中国的民歌唱法是不是真嗓?京剧行当很多,哪些是真嗓,哪些是假嗓?美声唱法是真嗓还是假嗓?”我没有相应的声乐知识,只能简单地回答:“总体上讲应该是发声部位和运气方法不同。”至于总理提出的那么多问题,我就都答不上来了。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在事后查阅资料或请教有关专家,再找个方便的时候,向总理报告。

  还有一次,更让我不好意思。我替高振普值班,总理从大会堂去钓鱼台看范文同,外交部的韩念龙副部长也坐在总理车上陪同前往。上车后,总理突然问我:“今天什么节气?”说实在话,因为总理对天气一向特别关注,二十四节气我背得滚瓜烂熟,但只会背诵,没有联系过实际,一时反应不出来了。正当我在心里倒腾的时候,韩念龙同志看我没有立即回答,马上接着说:“小雪!”也巧了,那天还真的下着雪。

  

 

  西花厅秘书们合影(左起:纪东、张作文、赵炜、钱嘉东、赵茂峰)

  总理的好学精神,对我们一直是个极大的激励。国际国内每一项重大科技成果的报道,都会给总理带来无限的喜悦,他会兴致勃勃地翻阅资料,有时还要亲自研究或向专家请教。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时,他多次听取汇报,会上,他向专家和技术人员虚心求教,询问空间技术知识和相关理论数据。有的问题专家和技术人员一时回答不上来,总理就让他们回去研究。有时,我跟着总理参加这些会议,会场上,我也像听天书一样。开完会回家,总理经常要我查找相关资料,于是完成工作的同时,我自己也有所收获。

  总理对工具书特别重视。《辞海》、《辞源》、“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华罗庚运筹学优选法”、《世界地图册》、《中国地图册》等就摆在案头,随时查阅。查《辞海》怎样能查得快,要和《辞源》对比参阅等方法,都是总理教给我的。

  总理那样的高龄,对有些文件的原文,特别是一些数据,他看过后,都能记住、背下来。全国两千多个县的名称、地理位置,都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一次,我送给他一份电话记录,他看后,对我讲了记录里提到的这个县的地理位置和不少相关情况,比如那里每到开春容易出现冰坝等。世界上,哪个地方出了事情,也就是现在说的“突发事件”,他立即会想到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周边情况等。总理总对我说:“对地图不仅要看,更要读,遇事要经常查,这样就记得牢。”他还对我说过,毛主席的记忆力非常强,主席在与美国客人谈话时,说到台湾省的面积,还是上小学时记下的数字。

  总理还教过我叠地图。一次外出开会,需要带一张大幅地图,卷着的地图坐在汽车上不好携带。我蹲在总理办公室的地毯上叠起来,可怎么也叠不好。总理看到了对我说:“小纪,我敢肯定你没有当过参谋,没学过参谋业务。”说着,他就指点着我,很快把图叠了起来。并说:“叠地图也有学问,叠得好的,展开后图就平展,容易看。”

  要替领导把关

  秘书是领导的助手和参谋,把关是当好参谋和助手的重要方面。总理经常对秘书和警卫人员说:你们要帮助我把把关,要经常提醒我,不要误事,误事会出问题。我们根据总理每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情况,把每天的详细日程安排、一周的大致活动,乃至一个月的外事活动和国内重大会议安排都列出时间表来,随时报告总理。每次总理出国归来,我们去机场接他回家的路上,都会把他离开期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他汇报,以便他考虑处理问题时可以衔接、统筹;总理每次批阅文件或作出决定时,我们便把需要参考的文件资料放在他的案头,以保证对问题处理的前后连贯性。如果紧急批件多,总理来不及检查时,就把重要的批件交我们检查一遍,我们也都认真校读。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如地震、水涝、风雪灾害等,更是要尽量弄清详细情况,及时汇报。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们,对毛主席批示的重要文件或交办的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及时向他报告,不得延误。

  要勤恳踏实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天中午,通信员送来一份外交电文的手抄件,我看了看,不是急事,便放到一边。不到10分钟,通信员又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又有一份挂“特急”的电报文件袋,是不是马上送来?我根据平时的情况判断,这个文件袋应是前一件的正式印件,不是新的特急件。况且是夏天的中午,我真想睡一会儿,再说总理还没起床,过一会儿再说吧。于是,我便对通信员说:先放在你那里吧,需要时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安然地躺在床上。

  当然,也就是闭会儿眼睛,眯上一阵儿。总理在家,哪敢真睡呀?

  事情就那么巧,越觉得没事越有事,越觉得坦然,越来麻烦,问题恰恰就出在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没问题的时候。

  正在朦胧之中,忽然听到总理在办公室按电铃叫我。我一下子惊醒起来,总理什么时候到办公室了?我急忙跑过去,推门而进。

  总理问:“外交部的电报送来没有?”

  我说:“就这份。”

  总理说:“还有一份。”

  我说:“通信员打电话来了,我马上叫他送来。”  回到办公室,让通信员送来电报一看,傻眼了:并不是我以为的前一份电报的正式印件,而是姬鹏飞外长在欧洲访问发来的急电,其中请示的问题急需国内答复。外交部等不到总理的答复,乔冠华副外长不得不直接给正在睡觉的总理打了电话。没办法,我硬着头皮进了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接过电报看了看,瞪了我一眼,生气地说:“你知不知道鹏飞同志在国外着急!本来你是很勤快的,不管我在哪里,有事都能及时报告。今天怎么了,是不是通信员压了?”

 

  我赶忙解释说:“通信员告诉我了,和通信员没关系,完全是我的过错。”我把过程简单地向总理说了几句,并表示今后一定注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总理见我承认了错误,气也就消了一些,说了一句:“不能这样主观臆断,想当然,对什么事都要搞实在,不然会误事的。”好在总理已经根据乔副部长的电话及时给予了答复,没有耽误大事,造成损失。

 

  有人总结做秘书工作要做到脑勤、手勤、嘴勤、腿勤,这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既积极主动,又不要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凭想象办事。遇事要多请示多报告,避免一念之差,一字之误,做到总理说的“什么事情都得要搞实在”。

 

  遇事要联想

 

  总理听我们报告情况,都非常仔细,经常会问许多有关问题,他不允许半点敷衍、应付,“大概”、“可能”之类的回答是绝对通不过的。如果对有些问题、情况不甚了解,他不责怪你,但一定要弄清楚。总理曾讲过:办任何事情,都要多问些情况,要想到有关的问题。这样,你们报告情况就主动了。他还说,你们凡事要多联想、多设问。

 

  我记得有一年开春时,收到有关部门报告,称: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冰情严重,由于气温升高,形成的冰坝会严重阻塞河道,崩毁堤岸,冰水四溢,淹没农田,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理立即让我打电话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弄清楚以下问题:冰情严重程度,重要冰冻地段,冰坝有多高,覆盖面积有多大,爆破冰坝的措施有哪些。如果用飞机投弹轰炸,空军方面落实没有,成功的系数有多少,失败的后果会怎样,进一步的措施是什么……我整整记了一页纸。

 

  还有一次地震发生后,总理让我问清震源、震级、震幅、受灾程度、救灾措施,就连大会堂有没有出现裂缝都交待要问。对于总理布置下来的和下面报给总理的各种问题,我们都认真了解:搞清还有哪些情况不甚明了,没弄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多种处理方案的利弊等等,包括一些关键的细节也查得一清二楚。即便如此,距离总理的高标准严要求,往往也还有不少的差距。

 

  凡是和总理接触过的,或向总理汇报过工作的同志,对他严谨精细的工作态度,都常常感慨:总理考虑问题真是全面、深远、实在啊!

 

  要具备综合概括能力

 

  总理集内政外交于一身。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还说过,军委的重要事情也要请示报告总理。西花厅每天文电往来之多,真是到了数不胜数的程度。许多文电都要总理亲自阅批。既要保证不误事,又要注意总理的身体,所以秘书们要对文电进行分类。急件、重要的文电急办;不急的,有的立专项备查,有的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再拿出送阅。老同志告诉我,总理为提醒秘书注意培养、提高分析综合能力,还曾专门为他们写了两句话:“要求综合,反对分散。”多年来,这已成为秘书能力培养的准则。

 

  

 

 

 

  总理工作太忙,不可能每天亲自收集和阅览大量的信息资料,钱嘉东和我就承担了日常资料摘编工作,并根据总理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他汇报。书面汇报的,总理提出要求拉出纲目;口头汇报的,总理也限定三言两语讲清一个问题,要不失准确。这种综合能力,是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文字能力及经验和阅历的全面体现,对此,我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总理也有意识地培养我。每天两大本《参考资料》和个别篇幅较长的报告,他都要我看后给他讲摘要。“九一三”事件后,总理还把林彪的讲话文章给我,让我把林彪的错误观点概括出来。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经对我说过:“小纪,你们在总理身边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不管是文件,还是其他方面的事情,只要在总理那里通过了,就过关了。”的确如此,不论工作,还是做人,总理都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和指路人。我在老人家身边工作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受教育的过程,是自我改造、提高修养的过程,这是我人生道路的重要阶段。这个过程使我受益终身,这个阶段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旅程。(读者旋杰明荐自《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