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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秘书纪东:忍辱负重 严于律己

时间:2014-02-23 16:30:29编辑:中国红故事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曾两次问我:“小纪,总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对国务院的几位领导说,‘中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难啊!’总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光。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我说:“还有几个人呗。”
 
    他又问:“还有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说了句:“总理是不容易啊!”其实,我知道他要听什么,他也知道我明白,但那时候,谁也没有明说。
 
    周总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一切。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枪林弹雨,指挥若定;国共统战,深入虎穴;建国兴邦,经天纬地;河决地裂,赴汤蹈火;国际交往,纵横捭阖……老人家什么时候怕过死?什么时候叫过难?然而,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他说出了“难”字,其实,又何止一个“难”字了得!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苦”和“难”是深有体会的。这种“苦”和“难”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累,二是气,三是忧,四是愤。
 
    他的“累”,是因为中央日常具体工作毛主席平时很少管,林彪根本不过问,而大量的事情由总理一人承担。包括每周都要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也由他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写出报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确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总理主持;军委的工作由叶帅主持,重大问题向总理报告;国务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但实际上总理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透支运转,他的病情不断加重,又不能及时治疗,不断便血,身体日渐虚弱,有时深夜开会回来,两条腿迈得是那样的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7天的中午12时,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真正说出了“我累了”这句话。他的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种来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
 
    他的“气”,主要来自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人发难、捣乱,找茬儿、诬陷。林彪很少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叶群大多是会议没有结束就离开。等会议结束,已是深夜时分,她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这问那,一打就是好长时间,让总理去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帮”更加张狂,不仅加快了夺权的步伐,还对总理百般刁难,有意地与总理斗气。江青等人,遇到对他们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来是张春桥分管的工作,他说不懂,硬是把文件给周总理退了回来。江青想见的外宾,中央不安排她接见,她非见不可;安排她见的,她却称病不见。他们从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压,妄图把总理置于死地而后快。
 
    他的“忧”,主要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党的团结担忧,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担忧,也为保护老干部担忧。他既要保护没被打倒的同志不被打倒,不但要提醒他们如何“避险”,有时还亲自到现场坐镇保护;又要为已被打倒的同志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把他们“解放”出来工作。那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什么时候能结束心里也没底,对国家什么时候能消停下来也没法预测,工作不知怎么干才好。有时候也只好摇头、叹气而已。
 
    他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边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他还是努力地工作着,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周总理还得把给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周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朗。实际上,这也是周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他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他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周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毛主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有人曾问我,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领导人,平时相互往来是不是很经常、很随意,像串门、走亲戚一样?我到周总理身边工作后,感觉到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的联系沟通,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写信,书面来往,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二是通过联络员传话,这种情况也不少;三是周总理同毛主席处通电话(或写信),事先预约;四是利用陪毛主席会见外宾的机会报告请示一些事情;五是在毛主席召集会议或约见的时候。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讲,以往毛主席召开会议,周总理都提前到一会儿,后来就逐渐变成政治局委员到齐后,总理在前面和大家一起进去了。这样,领导人之间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了。当然,这与进城后,工作环境、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工作时间、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有关。加之,后来几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总理见主席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随便了。1974年底,重病的周总理坐飞机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两人长谈到深夜,这是难得的,也是少有的。我们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两位老人家能这样促膝长谈太好了。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
 
    我们感到,周总理有时候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毛主席事先也没有和总理谈,像“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等,总理开始也是一头雾水。我看到总理有时真无奈,真不知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对。有一次周总理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接待一位国家元首时,有些事情没有安排好,以后注意,等等。32开的一页纸,就是几句话,说的完全是工作程序上的问题。毛主席在上面用红铅笔批示:这是技术问题,要注意政治。我觉察总理看了这个批示,也有点莫名其妙。
 
    周总理的这种“苦”和“难”的处境,高层领导都能感觉得到,只是谁也不愿说,不便说,也不能说。总理当然更不会说,也无处说,再苦再难,他也只能忍着,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在那左右为难、苦撑危局的日子里,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象总理在精神和身体上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政治上又冒着多么大的风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个“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意蕴是深刻的。
 
    我曾经偶然看到了周总理为排解内心苦闷、艰难情感的一个侧面。
 
    那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前。一天下午,周总理正在休息,我到他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意中看到办公桌上一张32开的白纸上,周总理用铅笔写的几句戏文:
 
    不公与不干(西厢记)
 
    做天难做二月天,
 
    蚕要暖和参要寒。
 
    种菜哥哥要落雨,
 
    采桑娘子要晴干。
 
    读着它,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那时独自站在周总理办公室里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
 
    其实,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总理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对“文革”推波助澜;二是公开与毛主席抗争,阻止、抵制“文革”的发生、发展和错误;三是随波趋势,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这个国家带出浩劫。选择前五条中的任何一条路,都能够很好地“保”住他自己的身体、地位和名誉,但带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厄运、党和国家更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党内斗争锤炼和自我严格修养形成的崇高人格和坚强党性,使总理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在“文革”期间,他在“地狱”和“苦海”中“履薄冰”、“临深渊”,承受着无比的煎熬。为此,他历尽了艰辛,倾注了智慧,耗干了心力,也摧垮了身体。即使是在受到最不公正的抨击时,在毛主席连续批评,政治局会议严肃批判,“四人帮”疯狂围攻的艰难时刻,他也不逃避,不退缩,而是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我同意有的人说的:“文革”中,多亏了有周总理站在毛主席身旁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周总理是个严于律己、勇于做自我批评并善于纠正错误的人。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来自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来自于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来自于他切实具体的自我修养。
 
    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期间,感到周总理的自我批评精神有很多特点,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为了国家利益,亲自赔礼道歉。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和亲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周总理在讲话中对这些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周总理提出:如果他(她)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她)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她)们的过失。在说到今后外国专家工作时,周总理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
 
    泱泱大国总理,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众赔礼道歉,在场的各国专家无不深受感动,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温暖了很多受伤的心,从而挽回了极“左”思潮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
 
    二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面前,敢于承担责任,解脱做具体工作同志的精神压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抓住机遇,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展开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段时间,我们也感到他的精神很好,心情舒畅。但好景不长,由于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会最终导致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所以周总理批判极“左”思潮的行动,不仅江青集团是极力反对的,毛主席也不能容忍。1972年年底,毛主席明确表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要少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从此,总理的厄运接踵而至。
 
    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会谈还没有结束时,周总理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新闻司的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的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信中还诚恳地写道:“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以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周总理又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等文章发到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机关等单位。至此,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在那个年代,与毛主席观点相悖,后果可想而知。也只有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才能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三是,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
 
    周总理对自己说过的意见、看法,作过的批示,一旦发现不全面、不正确,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决定,都会立即纠正。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有个试验生产项目,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的反应,准备停止。在一次研究核试验的专门会议上,国防科委的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情况。碍于周总理曾经批准过这个项目,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绕来绕去好几分钟也不提出明确意见。当时我在会场,当初请示试验生产的那份报告也是我送给周总理批阅的。我看出了国防科委几位领导的矛盾心理,就凑在周总理的耳边说:“总理,试验生产这个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了的。”总理听后,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同志的意见。他既严肃又亲切并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的,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周总理是伟大的人,也是平凡的人,“他是把伟大和平凡结合得完美的人”。人们为他的伟大而骄傲,也为他的平凡而感动。人们会记住他经天纬地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他对普通百姓的点滴关爱。
 
他和群众一起坐公共汽车体验生活;他在地震灾区下车亲自指挥车辆,疏导交通;他在黄河岸边和船工一起踏着纤夫的号子前行……他始终践行着自己《修养要则》中许下的诺言:“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这里记述的仅仅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
 
    周总理曾多次告诫国务院机关的同志:不要有衙门作风,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并说:“封建王朝的衙门口还挂着一面鼓,老百姓可以击鼓鸣冤,何况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呢!”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下边的同志态度要和蔼,不要盛气凌人。他曾用看到的一个例子教育我们:“一次,我到石家庄地区检查工作,看到一个地方的墙上写着‘书记出巡,地动山摇’的标语。”周总理边说边比画着字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干部作风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啊!”我听周总理说完,便笑着说:“按照这种逻辑,周总理您出巡的时候就该‘天翻地覆’了。”这本来是我想让周总理放松一下心情,随意说的玩笑话。可周总理没有笑,他沉思了一下说:“干部一出门,就前呼后拥,怎么能不脱离群众?这样做就把主人和公仆搞颠倒了。”
 
    周总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在总理办公桌旁的茶几上,有一部直拨的外线电话,经常有不知姓名的人因为拨错号码打进来。周总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总是非常和蔼而耐心地告诉对方:“你是不是把电话号码拨错了?……也可能是串线了,请你重拨一下吧。”然后他轻轻地放下话机,又重新投入工作。
 
    在我们秘书值班室,也有一部外线直拨电话。在“文革”中,这部电话一直对外联系,号码是公开的,因此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经常有人打进电话来,让我们向周总理反映情况,请求解决问题。为了减少干扰,我们就想换个号码。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改了号码,群众再有什么事怎么找我啊?”于是,这部电话一直保留下来了,始终没有改号。
 
    为了方便群众交通,保证行人安全,1969年12月28日周总理对北京市的交通作出批示:东西长安街、市区环行路和主要街道,以及五棵松向北至西郊机场岔口,都应将快慢车道标志加粗、标清,使之醒目;此外,人行横道标志也应清晰明了,长安街中间的“安全岛”也要恢复起来。没有平时的关心、留心,谁会为普通行人的方便和安全提出这么详尽具体的意见呢!
 
    周总理对群众交通安全的关心,也表现在对自己坐车的具体要求上。一次我随周总理从大会堂开完会回中南海,那天正下着雨,他对司机杨金明说:“车子别开得太快,行人看到会紧张。有的路段有积水,别溅到骑自行车人的身上,弄湿了他们的衣服。”    北京西郊玉泉路口,有一个因附近栽有五棵松而得名的汽车站,叫“五棵松”。有一天,我随周总理从西山回西花厅,经过玉泉路时车速较慢,周总理指着外面的松树问:“你看,五棵松怎么只剩三棵了啊?”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周总理说:“以前这里就有五棵松树嘛,应该补上两棵。这里有个汽车站,外地人到北京,一看只有三棵松树,就会莫名其妙,补上两棵,才名副其实。外地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五棵松’车站了。”后来有关单位真的补栽了两棵松树。从此,人们又看到有五棵苍翠挺拔的松树,屹立在玉泉路口。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总理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我们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周总理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周总理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这几件事情,都很平凡细小,却都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映照出一个伟大的周总理,一个把伟大蕴含在平凡之中的周总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我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他把满腔的关爱、真诚,具体地给予了人民;他也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久远真诚的热爱!
 
    (作者系周恩来总理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