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延安。来不及洗去征途的硝烟尘土，董老就接到一个重要任务，奉命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党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
这位董老就是大名鼎鼎的董必武。1921年，他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被大家尊称为党的“元老”。
董必武很快进入新“角色”。1935年的陕北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董必武不讲职位高低，不讲条件待遇，处处以身作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还肩负着党的统战工作重任，长期与国民党官员和绅士富人打交道。每次参加会议，董必武总是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劝说董必武，衣着不应该太寒酸，应和工作相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在董必武言传身教下，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形成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校风，给我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红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亲自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影响，设在红岩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为了改善红岩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时间到了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出任书记。他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的法律和法制。董老指出:“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纪律。”“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多高，过去的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他主张强化党的纪律，从严治党。对违法乱纪的党员，他还说:“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坏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董必武不仅严以律己，而且对子女及亲友要求很严格，教育他们勤俭节约、正直做人。1958年初春，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吃饭较快的习惯。一顿饭，三扒两赶地吃完了，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董楚青丢下碗筷就想走，结果被董必武叫住。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饭粒，默不作声。一生惯读诗书的董必武对女儿说道:“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丢啊。”接着又严肃地说:“捡起来吃了。”从此，女儿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建国后，家乡的亲友以为他在北京做了“大官”，经常到北京找董必武，要求他帮助解决子女工作、升学以及生产队购买拖拉机、钢材等等问题。董老一律加以拒绝，并谆谆教育他们:“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参加国家领导，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加者，也是维护者，决不能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批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