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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江山怒不平”——“开国元勋”、武昌首义总司令蒋翊武

时间:2014-02-17 20:16:54编辑:中国红故事

   蒋翊武像

  

 

  武昌首义起义门

  

 

  一九一六年建于岳麓山的蒋翊武墓

  

 

  武昌保卫战中蒋翊武继黄兴任战时总司令时的司令部所在地

  

 

  1912年4月蒋翊武(2排左1)与孙中山(2排左7)等在武昌合影

  

 

  广西桂林蒋翊武就义处纪念碑碑文

  98年前,一个人为护卫国家的共和体制,反对倒退和独裁,年仅29岁的生命倒在袁世凯的屠刀下。

  98年后,记者在这个人——蒋翊武家乡澧县却感到其影响无处不在。在县城,人们向记者讲述“多安桥”的故事。说是武昌起义后的1912年10月,蒋翊武回乡省亲,人们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桥头搭起了牌楼,将他要经过的桥改成翊武桥。可是蒋翊武并不想惊动地方,而是趁着夜色,从另一条路悄悄地入了城,回到了后来牌号老二街25号的旧宅。第二天,蒋翊武对乡人申明,自己“无功可纪,不得享此殊荣,将通衢要道冠以己名尤属不妥”。于是,入城的这座桥还是“多安桥”。不过,蒋翊武生前可以婉拒人们对他的抬爱,却无法在身后拦阻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敬情感。在县城,记者看到,蒋翊武的塑像在兰江公园、县一中耸立着;翊武路、翊武影剧院其实是告示后人英雄出处;在当年也属澧县的津市,有着翊武中学;一部“砖头”般《武昌首义第一人蒋翊武》更显示英雄在家乡人心中的分量。

  一、孙中山追“封”他“开国元勋”

  长沙岳麓山上,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门下约20米处有一座水泥墓,墓的主人蒋翊武。墓区为一空旷平地,占地约400平方米。墓冢居中,花岗石砌平台四级,上建有方形顶碑塔,高约4米,花岗石琢成。中嵌汉白玉墓碑,高2米,宽0.7米。碑心朝东,楷书“蒋公翊武之墓”六字。墓前有片石山道导入,墓后青松赤枫。这座墓是1916年9月落成的。

  蒋翊武牺牲在1913年10月。身为鄂豫招抚的蒋翊武参加“二次革命”,可江西、江苏反袁主要战场军事失败了,湖南也取消了独立,蒋翊武只好南走广西,准备到香港后以图再起。没想在兴安县唐家司被倒向袁世凯的广西督军陆荣廷之部逮捕,被押到桂林,同年10月9日被杀害。他的遗体被朋友草葬于当地。3年后,当时的湖南军政府将其遗骸迁回,安葬于岳麓山。

  广西桂林市翊武路南段(原丽泽门外),有一座塔式青石建筑,正面刻孙中山手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落款为“孙文敬题”。 其余三面刻胡汉民书撰蒋翊武事迹,其中称蒋翊武:“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这是孙中山1921年到桂林督师北伐时,追念蒋的革命功绩,“特为公立碑”,并指示胡汉民“书公事略”。孙中山题词落款中一个“敬”字,“唯一”中饱含真情。胡汉民虽然“公事公办”,却是一个政党意志的体现。

  据我国驻印度大使袁南生查证:“孙中山在对众多革命烈士的封号中,惟有蒋翊武享受‘开国元勋’的殊荣。”孙中山这一“封”,把蒋翊武的功绩、气节、影响都囊括其中。

  二、当机立断,“洵大将之才”

  孙中山其所以称蒋翊武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是因为蒋系武昌起义的总司令。而清廷专制政权能得以推翻、共和体制得以建立,都得益于武昌起义的成功。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在武昌胭脂巷密商武装反清起义方案,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

  此时,蒋翊武的公开身份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正目(班长),正随部队移防到了湖南岳州(今岳阳)。

  10月9日上午,蒋翊武从岳州赶回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与刘复基、彭楚藩等聚议起义日期。

  这天中午,他们刚吃过午饭,忽然有人跑来报告说:“汉口的机关部已失慎了!”原来,起义军参谋长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孙武被炸伤。爆炸声惊动了汉口租界的俄国巡捕,他们迅速赶来捉人。孙武虽被救出,但起义用的旗帜、名册、印信和各种机密文件被抄走。这一事件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蒋翊武了解事情真相后,思索着应付办法。这时,快到下午5时了,蒋翊武眼见起义将要流产,数千革命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毅然决定当晚举行起义。他当即起草了起义命令,并让人抄写20多份,分头送出。起义命令要求革命武装夺取武汉三镇,听到中和门外炮声后,即分头攻占各自目标,楚望台军械库和清督署是攻击重点。

  晚上11时,几个人正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忽然响起敲门声,有人说:“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感到事已暴露,对其他人说:“事已至此,不要慌!”抄起一颗炸弹便往楼下冲。刘复基手拿两颗炸弹抢在前面,把炸弹扔向破门而入的警察,但炸弹未爆,未能阻止大批警察的拥进。 经过一阵搏斗,指挥机关的人大部分被捉往警察署。这一次,也导致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牺牲在起义胜利的前夕。

  被抓进警察署的蒋翊武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因为蒋翊武从岳州回来时化了装,打扮得像个乡巴佬。警官对他放松了防范。蒋翊武待警官一走开,便越墙逃离,以图再举。

  脱险后的蒋翊武得知三烈士牺牲消息后,又急又愤,认为“事已至此,不可束手待毙”,于是决定将起义日期更改为10月10日发动,于当日连发五道攻击命令。

  尽管起义指挥机关遭受破坏、起义主要领导人离岗,但蒋翊武实现了他的“遥控”指挥。有人对起义计划、蒋翊武命令和起义过程列表对照,得出了如此结论:“命令是依据计划的精神,而起义的实际进行则基本上执行了命令的要求。”起义按计划实现,足说明组织工作的充分。因此,史家评论蒋翊武在武昌起义的贡献时说:“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之才。”

  新军当天夜里发动了起义,奋战一夜,终于占领了武昌。蒋翊武在船上听到起义的消息后,便弃船上岸,赶回武汉指挥。12日清晨,蒋翊武到达武汉,打听到革命党人已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设立了湖北军政府,立即前去共商大计,先后任鄂军政府军事顾问和军务部副部长,协同筹划防御清军进攻和推动各地起义响应。他以鄂豫招抚使的名义去汉口策动清军反正。汉口遭清军攻击,他组织督战队赶往前线与清军战斗。11月28日,在黄兴、谭人凤等离开武汉到南京商量“开国”事宜后,他任护理总司令,指挥保卫武昌的战斗。

  三、“抬营主义”,把文学社带上辉煌

  蒋翊武于辛亥革命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领军武汉的文学社。有史家指出:“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成的统一机构领导下发动的,其主力是湖北新军,因而在实质上是一次革命化的士兵起义。其中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就是新军中党人的杰出代表。”

  1909年秋,蒋翊武应刘复基之邀,从上海赴武汉襄理《商务报》,并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后,参加了群治学社。而群治学社的革命活动被黎元洪亲信施化龙探知,主要领导人杨王鹏、李六如被迫离开军营。杨、李在离开军营时,将社务交给蒋翊武负责。历史把一个早有准备的革命者推上了前台,蒋翊武把这个革命团体带到了辉煌境界。

  1910年底,为重整这个革命团体,蒋翊武邀请詹大悲、刘复基等在武昌阅马厂集贤酒馆集会,商讨对策。会上,大家接受詹大悲将其改称为文学社的建议。1911年1月30日,借春节团拜的名义,文学社在黄鹤楼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蒋翊武为临时社长。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蔡大辅、王守愚寓所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并推举蒋翊武为正社长,以詹大悲的《大江报》为机关报。文学社总机关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又设阳夏支部领导汉阳、汉口社务。

  文学社实现的是“抬营主义”,即吸收社员扩大发展组织,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起义推翻清朝统治。蒋翊武领导文学社,在社务拓展方面取得飞速发展。到1911年5月,文学社社员遍布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21混成协。社员由成立之时的8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占湖北新军总人数的六分之一,成为湖北第一革命团体。据漫征的《共和国元勋蒋翊武》一书记载,在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正式实行军事编制,以20人为一支队,4个支队为一整队,结果人员“概计480支队有奇,125整队有奇。”也就是说,起义前夕文学社社员已发展到万人左右。

  蒋翊武等人的“抬营主义”完全摆脱了以往以会党为革命主力的方法,而是将清朝新军“演变”为革命武装;将传统的依靠少数革命精英冲锋陷阵,变为发动基层革命者形成声势浩大革命阵营。

  为整合革命力量,9月14日,文学社与湖北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在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召开联合会议。根据刘复基建议,双方团体以武昌革命党身份举行起义。此时,湖北革命形势一触即发,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又迟迟不能来武汉。于是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各部队代表会议,推举蒋翊武为起义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

  四、“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

  “南北和议”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袁世凯之手,他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为对付革命党人,也私下同袁世凯拉关系。而此时袁世凯也为笼络革命党人,为扶持黎元洪,清除湖北的革命派,使出调虎离山计,于1912年6月间电邀蒋翊武去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电文还给蒋翊武戴上高帽子——“蒋公天下才,鄂省不得而私之”。

  临行前,蒋翊武召开了文学社的最后一次社员大会,决定这一革命团体的前途和出路。在蒋翊武的倡导下,会上一致决定全体加入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蒋翊武从袁世凯拒绝到南京上任等行为看出了其政治走向——独裁,不为袁的拉拢所诱。袁世凯授予他勋二位,又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一概婉辞不受。

  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蒋翊武被推为参议。他赞成国民党代理总理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认为实行责任内阁制,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独裁政权。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取得优势,宋教仁南下一路宣传自己的政见,蒋翊武也前往上海、武汉一带游说,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

  3月20日,力倡民主政治的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蒋翊武由此感到,靠议会和政党内阁是不能阻止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蒋翊武在武汉又一次策划起义,起义流产后,他潜回湖南。

  7月,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这时蒋翊武正在澧县。他在家接到友人催他去长沙发动湖南独立的电报,便向父母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他被任命为鄂豫招抚使,派往岳阳布置军队。湖南于8月12日宣布取消独立后,蒋翊武只好与其他革命党人逃离湖南。

  五、“如此江山怒不平”

  蒋翊武走到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为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押解至桂林。

  秦步衢查明被捕者是被袁世凯下令通缉的“要犯”蒋翊武后,一面对蒋严加看管,一面打电报给袁世凯邀功请赏。被捕之后,蒋翊武拒绝了桂林官方中有人提出的活命之道。不久,袁世凯电令广西都督陆荣廷:“着将蒋翊武就地枪决。”

  当官方拿着袁世凯的电报给蒋翊武看,并告诉他第二天执行枪决时,蒋翊武毫无惧色,并向对方谈论必须武装讨袁,认为不除此人,必然祸害民国。蒋翊武又索纸要笔,书写遗嘱,为遗腹子取名。

  第二天下午4时,官方备饭,佐以白兰地酒为蒋“送行”。蒋翊武丝毫不把即将到来的死亡放在心上,痛快地吃饭喝酒。叶国素先生在《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中如是记载英雄的最后时刻:“酒酣,公从容告陈及诸将士曰:‘予死固所甘,请悬予首北门,以观袁氏之盗国,天下后世必有知予得死所者,且此次失败,为国尽忠者寥寥,翊武请先君等拼为之!’闻者皆痛呼民国万岁!其成仁取义之精神,即后日民国再造的因素。”“行刑时,蒋翊武身穿白色丝绸服装,从容走出监狱,怒骂黎元洪、袁世凯:‘谋杀元勋,弁鬂约法,拔专制之死灰,负国民之重托。’”

  蒋即被押往桂林丽泽门外。刑场上士兵环立,围观者无数。蒋翊武……向观众讲革命真理,慷慨激昂,听众动容,有些为之失声痛哭。执刑士兵凝神静听,迟迟不肯开枪。领头的排长见状,担心事情有变,突然拔出手枪,从背后向蒋翊武开枪。一位创立共和的开国元勋倒在血泊中。

  临刑前,蒋翊武写了四首绝命诗,其中两首是:

  “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

  在诗里,他表达了对壮志未酬的惋惜,对政权落在袁世凯手里、自己无力实现革命目标的痛心,更有对改变中国现状的企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