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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吉鸿昌

时间:2014-02-14 19:23:38编辑:中国红故事

   

 

  一身戎装的吉鸿昌。

  

 

  吉鸿昌和夫人。

  

 

  吉鸿昌在归绥蜈蚣坝题写的“化险为夷”。

  他出身贫苦从小崇尚英雄,参军后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升官后始终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他在绥远驻任期间,办了许多利民的好事至今为人称诵。他组建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率先对日宣战,创“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鼓舞了全国的抗日军民,带来了驱寇救国的希望。人们永远铭记这位抗日爱国名将——

  少年时好打抱不平常受乡邻称道,不满18岁开始戎马生涯

  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时丧母。由于家庭贫穷,他只能在劳动之余,到乡塾里旁听先生讲课,认了不少字,也能读一些书。在夏季里,他常在院中的葫芦架下,向儿童们和街坊邻居讲述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经常是言词慷慨、情绪激动。

  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吉鸿昌很小就参加了劳动,年纪稍大时,帮助父亲捉蝎子、做药膏,替穷苦乡亲治病。他从不向仗势欺人的人屈服,看到地主恶少对穷人孩子寻衅欺凌,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他身上所特有的这种“人穷志不穷”、“人少志不小”的气质,幼年时代就常常受到乡邻的称道。

  1909年春,家里生活已难支撑,吉鸿昌便离家到扶沟县城松盛楼首饰店做银匠学徒。那里劳动条件恶劣,他双手因受腐蚀而鲜血直流。后因兵荒马乱,店铺倒闭他才回了家。1911年,吉鸿昌又到离家一百多里的周口镇增盛合杂货行当学徒。他在这里苦熬了两年,受尽老板的辱骂欺凌,又看到社会的黑暗,使他更加同情劳苦人民。一天,他向父亲表达了要当兵的愿望。父亲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儿子曾多次表示过:“大丈夫要不惜五尺血肉之躯,报效国家!”。1913年8月,吉鸿昌带着父亲从箱底拿出的一块银元离开了家乡,步行到郾城,准备投军。这时,冯玉祥正在郾城一带招兵。他挑选新兵比较严格,招募人员总要摸摸新兵手掌上有无老茧子,是否劳动阶层、品行端正。由于吉鸿昌身材魁梧,英姿威严,谈吐忠实厚诚,手掌上又有厚茧子,很快被招募人员选中了。那时,他还不满18岁。

  冯玉祥称其“吉大胆”,用积蓄在家乡办学,发动驻地军民修路

  1915年8月,冯玉祥的部队在四川南充驻防。一天,冯玉祥带着一些战士在嘉陵江边洗澡,有几个战士被水冲到深处,他们不会游泳,情况危急。当冯玉祥着急地问谁会游泳,快去抢救时,吉鸿昌一面答着:“我会水!”随即跳到江中。其实他根本不会游泳,很快也淹在水中,后被别人救了起来。冯玉祥认为他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十分可嘉,夸奖他说:“你真是个吉大胆!”从此“吉大胆”的绰号便在军队中流传开了。

  吉鸿昌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得到冯玉祥赏识,他很快就被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被提升为营长。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利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他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

  1924年,冯玉祥的西北军移防绥远特别区,李鸣钟任绥远特别区都统。1925年元月,在西北军补充第四旅二团三营任营长的吉鸿昌,被调往绥远都统署任副官处处长。来到绥远后,吉鸿昌一面对新兵进行救国爱民思想教育,一面加紧军事训练,还经常在紧张的练兵中挤出时间,率领全营官兵到营房附近的什拉门更、攸攸板、刀刀板等村帮助农民干活儿。他对官兵们说:“我们来自老百姓,我们穿的军衣,吃的军粮都是来自老百姓。我们的枪支都是用民脂民膏买的,我们帮助农民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劳动中,官兵们都很卖力气,除了喝点农民送来的白开水外,不收任何报酬。农民们赞扬说:“西北军这样帮助老百姓春耕秋收,真是少见,他们是一支真正爱护百姓的军队。”

  当年,归化城“马路不平,无风三尺土,有雨泥满城”,特别是主要街道高低不平,尘土飞扬,遇有降雨泥泞满街,军民行走很不方便。看到这种市容后,吉鸿昌就在办公桌对面挂的黑板上写下:“马路不平,灰尘飞扬,亟待整修,刻不容缓。”1925年5月间,经李鸣钟都统批准,吉鸿昌发动驻防军警和市民,对火车站至新城、新城至旧城、火车站至旧城的3条主要道路进行了整修,以沙石和炉灰渣铺路,压轧得平平整整,并在道路两旁种植杨柳,使市容焕然一新。

  带领官兵筑路除险,不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初衷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

  归绥城17余公里的蜈蚣坝是归绥城通往武川县、达尔罕旗、茂明安旗(达茂二旗后合并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子王旗的交通要道,当时绥北各旗县盛产小麦、牲畜、皮毛等物资,要经此路运到归化城转销国内外。同时绥北各旗县蒙汉人民生活上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亦经此路运往。但这段公路坡陡路窄,蜿蜒崎岖,特别是在降雪降雨季节,经常有车辆翻滑,人们经过这样的险隘时非常担心。吉鸿昌每接到蜈蚣坝交通肇事的报告后,总是非常不安地说:“我们必须想办法铲除这条吃人的害虫——‘蜈蚣’!”为此,他呈请都统李鸣钟批准,以兵工修筑蜈蚣坝公路。

  1926年春,吉鸿昌亲自带领所辖骑兵团和手枪营,开赴坝口子、乌素图村一带安营扎寨。开工之时,吉鸿昌在大青山下集合队伍作动员讲话:“我们军队穿着老百姓的军衣,吃着老百姓的粮食,我们为老百姓修路,以解除他们行路的危难,你们说,应该不应该?”官兵们一致高声回答:“应该!”他讲了很多军队应该为老百姓修路的道理。他如同在战场上作战一样,手拿铁锹率先在工地上大干起来。在吉鸿昌的带领下,广大官兵干劲十足,工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打石放炮,用了几个月时间修成一条大路。

  工程竣工后,吉鸿昌亲手书写了“化险为夷”4个大字,遂刻于坝顶公路右侧以作留念。蜈蚣坝段公路修妥后,便利了绥北交通,大大减少了旅客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繁荣了绥远物资交流。

  位于呼和浩特市城南的昭君墓,旧时无人看管,墓周围略有几棵树木,立着东倒西歪的历代名人石碑,旅游者观后大有寒冢荒墓之感。吉鸿昌1926年5月中旬游览了昭君墓。当时他赞扬说:“昭君真是一位可钦佩的巾帼英雄。”游后立碑对昭君表示敬意,并加史评以抒感怀。其碑文曰:“懦夫愧色。”

  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

  率师北伐被誉为“铁军”,深怀忧民救国之志,秘密加入共产党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他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人们誉为“铁军”。

  1928年,吉鸿昌被任命为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两个民族的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部队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在国外,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在党的号召下,他积极策动冯玉祥、方振武等高级军官筹组抗日武装,准备收复失地。在他的努力下,1933年3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初期的武装力量有6万多人。

  组建察绥同盟军率先抗日,浴血奋战收复失地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1933年6月20日,他率领同盟军从察哈尔东部出击。经过20多天的浴血苦战,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现分别在内蒙古、河北境内),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在攻克多伦的战斗中,吉鸿昌身先士卒,冒着日寇敌机的轰炸扫射,率领敢死队第一批攀登入城,用大刀和敌人肉搏,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察绥抗日同盟军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纷纷捐钱捐棉衣捐食品,支持同盟军抗日。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会,以及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天津等地的抗日救国团体,都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慰问和支援。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全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他们便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制止同盟军抗日。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日反侵略的热潮中扩大影响,决定对察绥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先是威胁利诱,要求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解散抗日同盟军,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遭到拒绝后,就对抗日同盟军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卑劣手段。

  7月上旬,正当抗日同盟军克复多伦后,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国民党政府的嫡系军队16个师开进了察哈尔,分3路向张家口进逼。他们切断了一切交通要道,对张家口进行全面封锁,给抗日同盟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日本侵略军见国民党政府已经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便从热河向察哈尔东部进行反扑,使察绥抗日同盟军处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8月7日,冯玉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离职下野,抗日同盟军的一部分队伍被国民党的第29军收编。吉鸿昌、方振武顶住压力,拒绝收编,并且公开发表外抗日寇、内除国贼的声明,宣布继续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

  9月间,吉鸿昌率领察绥抗日同盟军向滦河以东地区进击。国民党政府竟然和日寇秘密商定,共同围剿同盟军。日寇在北面,国民党军在东、南、西三面,对同盟军进行包围。日寇还出动了许多飞机,对同盟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吉鸿昌战至10月,但终因众寡悬殊,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失败。

  组建“反法西斯大同盟”,就义前写下“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

  1933年10月16日黄昏,汽车载着吉鸿昌、方振武从牛栏山向北平开去。为防不测,两人都换上便服。方振武坐第一辆车,吉鸿昌则坐在第二辆车上。汽车开到顺义马家营西边,几个军人持枪冲到跟前喝问:“方振武在哪里?”方振武灵机一动,指着后面说:“在后边。”那些军人就奔后边那辆车去了。方振武乘机跳下车,混进人群,趁天黑沿潮白河潜往天津。  在汽车上,吉鸿昌向押解他的国民党士兵宣讲抗日救国道理。那些士兵得知他就是战功卓著、威震敌胆的吉鸿昌将军,十分敬仰。当汽车离开孙河五六里地之后,士兵闭目装睡,故意给吉鸿昌留个逃走的机会。趁这工夫,吉鸿昌和随从牛建忠跳车逃跑,也潜往天津。

 

  察绥抗日同盟军解体后,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在北平、天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他还亲自约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之后,他被引渡到北平陆军监狱。蒋介石对坚持抗日的吉鸿昌恨之入骨,下达了“立时处决”的命令。11月24日,面对“立时处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鸿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然后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牺牲时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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