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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同志

时间:2014-02-13 21:33:38编辑:中国红故事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的烽火,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而渐渐熄灭,党中央即从延安抽调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其中包括一个由新华社、《解放日报》16人组成的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由当时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率领,是准备去东北建立总分社的,我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10月初,我们从延安步行奔波了3个多月才到达东北。这时,东北局已由沈阳撤出。我们只好绕过沈阳,经法库、铁岭一带穿插而行,于1946年2月春节的前两天赶到海龙县。
 
  我的行装甫定,当时《东北日报》负责人廖井丹就把我找去,说:“现在有个紧急任务,派你赶快去访问周保中同志。中央的意见,要派记者去访问他,请他对东北的形势发表谈话,说明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战14年,而国民党未出一兵一卒,现在根本无权接收东北。”接着,又叫我赶到梅河口去见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同志。凯丰同志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派一个班护送,还有一个作家魏东明与你同去,到什么地方以及介绍信等,都交待给他了,明天一早就动身。”
 
  周保中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统帅, 是威震敌胆的民族英雄。在东北沦陷14年当中,特别是在杨靖宇将军牺牲之后,他率领抗日联军,出生入死,独撑危局,是人们心目中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现在,有幸去访问他,采访他们14年艰苦抗日的英雄业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我什么也来不及准备,第二天一早,一辆卡车就载着一个班的战士护送我们出发了。驾驶室里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坐一个人。魏东明年龄较大,身体又不好,就让他去坐了,我跟战士们挤在车上,毫无遮掩地日夜兼程。当时正是东北最严寒的季节,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那风,真象利刃一样,割着耳朵、割着脸,穿透棉衣,透进骨髓;那空气,充满了冻结力,真是哈气成冰,眼睛、眉毛、胡子都挂起冰凌,眼睛张合,鼻子翕动,均有沙沙之声。我们简直冻成了“冰人”,特别是腿脚好象失去了知觉。带的干粮成了冰块,咬不动,掰不开,要吃就得停车寻火烤,而汽车一停就被冻住了,要用火烤才能启动。当时东北地区土匪猖獗,为了防止各种各样的“坐山雕”袭扰,我们又不得不经常在夜晚行车。就这样,我们走一路,同严寒斗争一路,走了两天三夜才到达目的地。
 
  看来,周保中将军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接到东北局的电报了,所以,当我们一到,他就立即接见了我们。周保中将军的司令部设在镇中一座宽敞的房子里,我们一跨进大门,就见一位身着将军服的40多岁的中年人急切地迎上前来,热情地拥抱我们。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眼睛一片模糊,一股幸福的热流顿时传遍全身。不用介绍,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我多年敬仰的、叱咤风云的抗联将领周保中将军!待我们平静下来,他问我们一路的情况, 我们一一作了介绍,他又像亲人般地忙着关照我们洗脸、洗脚、烤火、休息。此时此刻,我仔细打量着周保中将军:他同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似乎有些不同。他身材不高,却很魁梧,目光中透露出庄严、威武的神色。他说话不多,但声音洪亮,是个典型的军人形象;他热情、诚恳、质朴,又是个和蔼的长者。从他的简单话语和神色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党、对同志充满了深情。当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说,明天就要行军到磐石,到那里再详谈吧。
 
 
  中午,周保中将军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并邀请所有的抗联老战士和我们见面,出席作陪。显然,他把我们的到来,作为部队一件隆重的大事来安排。席间,他说,他们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十多年了,在艰苦斗争的岁月,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延安,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大家应该开怀畅饮,庆祝我们的团聚,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家魏东明代表我俩向大家敬酒。他说,杨靖宇、周保中将军领导东北的抗日武装,同日本帝国主义作了长达14年之久的浴血奋战,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做出了最大牺牲,建立了丰功伟绩,中国人民将永远感谢你们。在座的都是抗日的英雄,是中国人民的脊梁。党中央时刻惦念着你们。今天,我们借主人的酒,祭奠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慰问在座的周将军及各位同志。顿时,全场一片肃穆,接着是一片掌声。当时,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你一个,他一个,先后起立互相敬酒,杯声、掌声、欢声笑语融成一片。
 
  当天下午,周保中将军又特邀我们到他家里作客,让他的夫人和女儿同延安来的亲人见面。 将军夫人王一知,本是一位知识分子,跟随周保中将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已锻炼成一个久经沙场的女战士。那时她才30岁,一身戎装,说话斩钉截铁,性格相当豪放。将军的女儿嘉丽才4岁,天真活泼,见到我们毫无怯意,跑前跑后,对我们非常亲昵。晚上,将军夫妇热情留餐,不到一天时间,我们已是亲如家人,相处无间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随将军的部队出发了。一路上,我看到这支队伍军容整齐,秩序井然,周保中将军气宇轩昂地骑在马上,我们不时地并辔而行。傍晚,部队到达磐石,我和魏东明被单独安排在一家杂货铺食宿,周保中将军还派了一名通讯员和一名警卫来照顾我们。
 
  部队刚安顿好,我们的采访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我首先完成了一篇《周保中将军答记者问》的新闻(载于1946年3月12日《解放日报》),接着便开始详细搜集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的材料。周将军几乎每天都要抽半天时间同我们谈话,有时是我们到他的司令部,有时是他来到我们的住处。许多熟悉情况的抗联老战士也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们交谈,谈抗联当年的艰苦斗争生活,谈他们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谈了他们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想念之情。谈到激动处,大家或沉默不语,或泣不成声。特别是有关周保中将军本人的事迹,使我十分感动,现在虽然时隔近40年,我仍久久不能忘怀。在这里,仅就记忆所及,写下一鳞半爪,权作纪念。
 
  周保中同志说,从1937年起,他们即与中共中央及关内失去了任何联系,完全陷于孤军奋战的困境。最难忍受的还不是弹尽粮绝、挨饿受冻,而是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象孩子想娘一样。有一次,他们搞到一份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家如获至宝,你传我,我传你,抄的抄,摘的摘,毛主席的话就像茫茫大海的指路明灯,给了他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他们遵照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思想,把部队分散组成许多小分队,依托完达山、老爷岭,不断骚扰、打击敌人,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自己,而且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不能进关。
 
  那时候,敌人对周保中同志恨之入骨,到处画影图形,悬赏捉拿,宣布“谁割得周保中一两肉,可换一两金子”。据一些抗联老战士告诉我,东北抗日战争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周保中这样一些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与战士生死与共的共产党员。他们说,有一次在战斗中,周保中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伸手就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用绑腿布紧紧缠住,照样行军,战士们纷纷要抬他,他却一一拒绝了。在另一次战斗中,周保中的左腿中了一颗子弹,他理也不理,照样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后,才请一位土医生来做“手术”。那时,缺医少药,根本没有麻醉针剂,土医生就用拨钉子的钳子,硬是从他的腿骨上把子弹拔出来,将打烂的肉剪一剪,用水洗一洗伤口敷药了事。当时,周将军咬紧牙关,头上滴着豆大的汗珠,却吭也没吭一声。一些曾目击此事的同志对我说,三国时,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但那是历史传说,谁也没有见过,而周保中将军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概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1939年10月初,东北已是千里冰封寒冷彻骨。周保中率领警卫大队120多人转战到黑龙江省宝清县的兰棒山,当时他们已有七八天未见一粒粮食了。周保中从望远镜里看到山下有一座小木房,便派副官陶雨峰带领两人下山找点吃的。三人下去后,左等右等还不见回来,大家以为他们买了很多东西走不动了,谁知结果等回来的却只有陶雨峰一个人,而且两手空空,身上背着三条枪,大家立即明白这是出了事。陶雨峰回到山上说,那座小窝棚里什么也没有,但见有锅灰,看样子人已走了个把星期。同去的两人见到这情景感到绝望了,他们说:“陶副官,放我们去吧,给我们一条生路,我们去找点吃的。”陶雨峰说:“你们要走,把枪留下!”于是,他们两人把枪挂在树上,子弹放在地上,转身走了。走时流着泪说:“陶副官,请转告周总指挥,我们只是想留条活命,相信我们决不会投敌,决不出卖周总指挥。”
 
  听完这段话,周保中立即把大家招拢来,沉重地说:“同志们,陶副官的话,你们都听到了。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生与死的问题。眼下,已是深秋了,草也不能吃了,棉衣也没有,我们可能会饿死、冻死。他们走了,请同志们决定,愿走的走,只要把枪留下,尽可以去找条活路,就是剩下我周保中一个人,也要抗日到底!”听了这些话,全场一片唏嘘。顿时,120人齐刷刷地站起来,不约而同地高喊:“我们不走,死也要和周总指挥死在一起!”周保中抹了抹眼泪,说:“好,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但是,我们决不轻易去死,我们正是为了活才去战斗。我相信,困难总是可以渡过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就这样,他们又整理好队伍,整整齐齐地下山了。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几乎面临绝境,许多部队弹尽粮绝,日以菌类野草为食,夜以荒林冻土为床,许多战士死于冻饿之中;活着的,行军走不动路,站岗要背靠着树干支撑。就是这样,周保中带领着抗联战士顽强的战斗着。
 
  记得周保中同志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在战斗转移中,十几个重伤员实在无法行动,他们怕连累整个部队,便主动要求留下。周保中拗不过他们,便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留下一些粮食和一名炊事员、一名卫生员看护他们,让他们安心养伤,等部队回来时再接他们。谁知后来,因为情况恶化,部队未能按时去接,日后找到这个山洞时,只见留下的伤员一个个都饿死了。有的躺在铺上,有的死在锅台上,锅里粒米无存,只有一锅黑糊糊的稀汤。炊事员倒在山洞附近的水沟里,扁担水桶都还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显然他是因为打水时体力不支,倒在水中起不来,就饿死在那里了。去的人当场点了点数,一个也没少。后来,他们将这些烈士就洞掩埋了。周保中深情地对我说,我们的战士确实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我曾发过誓,等打败日本鬼子,一定要为他们在那里立个碑作为纪念。
 
 
  当时,敌人到处张贴一张漫画,画面上,抗日联军站在一棵树上,“皇军”正在下边锯树,树已倾斜,眼看抗日联军就要掉下来。抗联英雄们看到这张漫画都嗤之以鼻,说:“我们永远也不会掉下来,总有一天,我们要从天上扑下来歼灭你们!”事实正如英雄们预言的,到了1945年8月,当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时,周保中同志领导的抗日联军便从东北大地的各个角落,火山般的喷起了,给日军以最后一击,并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
 
  在长达l4年的浴血斗争中,周保中同志和抗联英雄为中华民族写下了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我们在磐石住了将近半个月,每天都被这类英雄故事激励着、感染着。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皮,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不少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还没有一个是超过东北抗联的。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批伟大的民族脊梁,依靠他们的不死的抗争精神,才免遭灭亡。
 
  在那些日子里,我处于极度感奋之中,常常边谈边写,边写边哭。最后我终于将《抗日联军14年斗争史略》写了出来,经周保中同志审阅后在《东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同时发表了。其实,那篇通讯不过是关于抗联的斗争史略,许多细节和可歌可泣的故事,都不可能收纳在内,本想等以后有机会再详细报道,但不幸的是,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激烈,在行军作战中把当时那些宝贵的笔记统统散失了。这件事,我一直引为终生的憾事,现在想弥补都无法弥补了。
 
  半个月后,我不得不离开磐石,彼此都依依难舍。周保中将军特地换了一套西服,带领全家邀我们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从1946年3月访问周保中同志以后,我一直惦念着他,但没有机会见到他,只听说他回云南家乡工作去了。转眼之间过了16年。1961年8月间,我在北戴河休养,一天中午从海里游泳回来,看到沙滩上坐着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姑娘,好生面熟。走近一看,原来是周保中同志。我连忙上前俯身问道:“周司令还认识我吗?”他愣住了,眯缝着眼看了看我,摇摇头说:“对不起,想不起来了。”我说:“我叫关寄晨呀!”他猛地站起来,紧紧抓住我的手,颤抖地说:“哎呀,是你呀,你把我想得好苦,我到处找你,就是找不到!”我说:“离开东北后,我就恢复原名叫穆青了,在新华社工作。”“哦,我哪里知道,”他转身指着姑娘说:“这就是嘉丽呀,嘉丽,你还记得关叔叔吗?”姑娘笑了笑,腼腆地说:“记不得了。”我说:“我还抱过你照过相呢,你当时只有4岁!”我们坐在沙滩上畅谈了很久,谈了那次采访,叙说了别后的情景,并约定到北京再见。
 
  后来,我曾几次在北京打听他的住址,但都没有打听到。1964年2月22日,我正在京郊通县搞“四清”,早晨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一条不幸的消息,周保中同志逝世了!当时,这真是如雷贯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霎时眼泪夺眶而出,我哭了。我哭一代英豪,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痛悔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抓紧时间再去看看他呢?北戴河重逢之后,原以为他既在北京,以后总还有机会看望他,再听听他那些传奇的故事和不朽的事迹,谁知,这些现在都成了泡影,连最后再见他一面的机会也永远丧失了……为此,我一直感到内疚,感到悲痛。保中同志泉下有知,不知能否恕我!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将军生前的音容笑貌,心情仍然不能平静。现在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周保中将军及一代抗联牺牲烈士的无限哀思!□
 
  (本文转载自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所编《回忆周保中》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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