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新四军老战士丁光胜的战斗一生

 

 

    （一）悲惨童年

 

    我的老家是肥东撮镇大丁村，大约在1931年家乡发生灾荒，父亲丁尚义挑着一副箩筐带着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当时我才2岁左右，我排行老二，一个哥哥和一个仅周岁的弟弟，而哥哥残疾患有骨髓炎，化脓不止。我们全家来到了南陵县东门荒郊外坟丘处搭了一个不到一人高的草棚，一家五口暂时住下了来。父亲为谋生计，终于找到了一个做轿夫的零工。当时生活的艰辛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可以想象到的，整天吃不到一次像样的饭，多以野菜和胡萝卜叶子及少许米煮成稀饭度日，父亲一点微薄的收入只能简单地糊口而已。1935年的一个冬天，天寒地冻，父亲出去做工，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依偎在草棚内，围着小火堆取暖，突然火苗串到草棚内地上的稻草和草棚，很快就烧起来，浓烟火苗中，哥哥立即拉起我跑出来，接着大声哭叫着母亲，要妈妈出来，对生活已经绝望的母亲紧紧抱住幼年的弟弟坚决不出来，火越来越猛，很快就吞没了母亲和弟弟，他们就这样活活低被烧死了！父亲回来见此惨状悲痛不已，紧紧抱住我们兄弟，父子三人泣不成声。此处不能住了，父亲找到在南陵县城里给一个糖果店打工的肥东老乡，经过店里老板同意就在这家店铺边搭一个草棚以临时住下来，不久哥哥因腿部骨髓炎严重无钱治疗，眼睁睁地看着哥哥被病魔夺走生命。此后数年内，我和父亲相依为命，在我六、七岁那年，父亲感到自己难以维系自己的生活，就把我托付给从肥东逃荒来的叔叔丁尚清收养。1938年8月日本鬼子进攻南陵、当时父亲有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在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县城时不幸被炸死。从此我就成了孤儿，和叔叔一起生活。叔叔是做瓦工因为手艺还好，请他做工的人还不少，收入颇丰，大约在1939年叔叔已经和南陵县的一女子结婚。叔叔开始做贩运生意将南陵的土产运送到泾县贩卖，又将泾县的竹木柴炭、茶叶运到南陵贩卖赚钱。一次他到屯溪贩卖，突然被当地警察抓住，说他贩运货物中有大烟土，不由分说立即押入牢房，叔叔的四邻朋友亲戚凑了不少钱，想保释叔叔出来，谁知道钱花了，人也没有出来，最后还坐了三年牢房，在这期间我的婶母见状，悄悄地丢下我们，和一个男人私奔了。于是我又成了一个无人过问的孤儿，叔父的一个朋友看到我实在可怜，便将我介绍到牛行里去放牛维持生计，可是好景不长半年后牛行关门，我又被一家油条店里招用，每天一大清早在油条店里拿着篮子取好油条，沿街叫卖，仅仅个把月油条店又关门了，我无事可做，生活没有着落。不久在肥东的老乡介绍下，我又到了一家炮竹店去学徒，这段时间相对稳定下来。我当时已经11岁，个子矮，人很瘦小，学徒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从早四点钟，鸡鸣三更起床到塘里挑水把水缸挑满，然后烧好水开水后，请师傅起床，倒洗刷尿盆，为师傅打好洗脸水，到了冬天还要为师傅烘鞋子。接着就去下店门的门板，可是门板又高又重，一次差点被门板砸死。到了吃早饭到时候我就站在师傅的旁边，给他们盛饭，要等到他们吃完饭，自己才能吃，吃完饭还要洗碗每天都感到十分疲劳，总想睡觉。在夏天，还要给休息的师傅打扇驱蚊子，常常因为太疲劳，在打扇的时候睡着了，师母发现了就用鸡毛掸来敲打我的头。我睡觉的地方是在店里的楼阁上，睡地铺，盖的是被老鼠咬得一个千疮百孔的被褥。老鼠就在我的被褥里作窝，每天要把老鼠赶走才能安心睡觉。我冬天没有棉鞋，堂屋里的嫂子看到不忍心，就给我做了一双棉鞋，可是鞋子小了，虽然穿进去的时候很挤脚，但是总比没有棉鞋好啊。我一个冬天都穿着它，长期下来，以致我的大脚拇指拐的骨头出现畸形，至今还特别地大，穿什么鞋子都很不适合。将近两年的学徒基本都是伺候师傅，洗衣扫地做饭，谈不上学什么手艺，真是吃尽了苦头，尝尽了人间辛酸。

 

    （二）投身革命

 

    在我们的店的附近有一个私塾学校，有一位教师叫郭爱华，平时爱拉胡琴，待人和蔼可亲，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和附近几个学徒、放牛的小伙伴在旁边听他拉琴。这位郭老师对我们很关心，一次，他拉完琴后问我们：学徒生活苦不苦，能不能吃饱饭？挨不挨打？我们几个小伙伴都异口同声说苦啊，吃不饱，还经常遭打，郭先生问我们：想不想吃饱饭、不挨打，过好日子？我们说：想啊！郭先生告诉我们说：有办法可以实现你们的要求。我们困惑地问有什么办法呢？他悄悄地告诉我们说：去当兵、背上枪，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们了！我们一听就说好啊！怎么去当兵呢？我们当时也搞不清究竟当什么兵。郭先生说我去问问当官的，有消息就告诉你们。大约一个月左右，郭先生来了问我们还有哪些小伙伴愿意去？并要我们约他们来听他拉琴，于是我们又联系了将近有8、9个小伙伴。一天，郭先生告诉我们已经联系好，并一再告诫不要和任何人说起此事。又过了几天，郭先生告诉我们出发集中的地点和时间，终于我们盼望的一天来到了，鸡鸣三更、东方才现鱼肚白的时候，连我在一起共18人在牛行集中了，郭先生在出发前检查了我们的草鞋布鞋的鞋带是否系紧，是否跟脚便于跑步，要求大家途中不要说话，遇到路人不要搭话，有人问话由郭先生出面回答。走出南陵县城近20多里路，郭先生买了点心给大家吃、吃饱了，快到南陵和繁昌县城交界处有一条河，此时已经上午8、9点钟了，我们在沿河找过河的桥的时候，远处一个日伪军队的哨所的哨兵发现了我们，鸣枪要我们停下，郭先生说不能停，说罢立即带头跳下河，要我们赶快过河，我们18名小伙伴大多会水，唯有我不会，我一下水就呛，一个小伙伴用劲推了我一下，我浮出了水面，我拼命地扑打，终于渡过了河，一上岸，郭先生就要大家快跑不要停，日伪兵已经赶到河边在对岸朝我们开枪，子弹从我们的身边呼啸而过，不一会我们这边也响起枪声，向对面的日伪还击，这是来接应我们的新四军。在此空隙，我们在郭先生带领下终于进入新四军控制的区域。早已在这里等候我们的几位新四军领导，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此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道路，将我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

 

    我到了一个新的大家庭、这里没有欺压、没有打骂，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我这个苦水里长大的孤儿，我感到格外地亲切。我们10余人就地编在了一个小分队，郭先生原来就是新四军的在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者，郭先生就是指导员，不到半个月左右，我们就被编入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南繁芜总队特务连侦察排，当时支队为旅级，总队为团级。总队住在繁昌县赤沙滩。总队对我们18个小伙伴进行如何射击、投弹和侦察等基本军事训练。发给我们每人的武器就是一把大刀，插在背后，刀把上系着红绸带，脚上穿的是布草鞋，中间系着一朵红花，排着队，一眼望去非常整齐威风。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三）身经百战

 

    第一次执行任务，1944年3、4月间，总队安排我和另一名老侦察员去繁昌县城去摸清日伪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情况。一早，我们化妆捡粪的农民，肩上背着粪筐手上拿着捡粪的小锄头，我们前前后后在县城里绕了将近一个多小时，基本摸清了县城楼上驻扎一个小队日本鬼子20余人，伪军40余人，两个碉堡和枪支等情况。侦察回来时，不料总队部已经转移，我们沿着山路，到了晚上找到当地老百姓，才知道总队因为有情况，临时转移到枣树湾。因为天黑，我们在竹林里一脚踹到地上的一个竹签，戳穿透至脚背，痛彻心脾，我咬紧牙关，和我一道侦察的同志帮助下拔出，血流如注，我忍住剧痛，回到了总队部卫生队给我用盐水清洗包扎。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任务的经历。

 

    第一次参加战斗1944年5月，我参加了第一次战斗，那是打繁昌西门花家涝，这里有两道护城河，三道防线，最外面是当地的保安团，中间是伪军，日军龟缩在最里面，夜晚我们悄悄进入第一道护城河边，趴在土埂上，战斗打响了，在外围的保安队拼命抵抗，他们用的是土枪，铁砂做的子弹，我被铁砂子击中头皮和眼角，顿时鲜血从头部眼边流了下来，我仍然坚持继续和其他战士一起冲锋，但是被作战参谋魏鹏发现，立即把我拉了下来，很快战斗就结束了。这次战斗消灭了日本鬼子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排，缴获两挺机枪和一门钢炮。就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在一边小便的作战参谋魏鹏，不幸被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冷枪击中，当即牺牲了。他是无为人，1937年参加革命的，很有作战经验，他的牺牲给我们部队带来很大损失。

 

    1944年8月我被调到团部担任卫生员兼警卫员，当时，团长赖正刚看我人虽然小，但是很机灵，便决定我当他的警卫员.我们这批侦察小分队的18名小伙伴先后分别担任司号员、警卫员,侦察员。

 

    一场无声的战斗1944年10月，由于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封锁和不断扫荡，部队所需药品极其缺乏，很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生命危在旦夕。一天下午，卫生队保健员老周和我被叫到总队政治处，要我俩去江北领药，领导强调这是一项关系到人命关天的特殊任务，途中要经过几道封锁线和无数敌伪哨卡，还要过长江天险，很有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险情，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次日在侦察参谋的指导下，年仅15岁的我经过乔装为捡粪的小农民，带了一枚手榴弹， 26岁的老周同志化妆成卖柴人，腰间别了一支手枪，在夜幕降临，毛毛细雨中，两人走山路抄近路，日夜兼程，到达长江岸边的洪家村，按照联络暗号，我们找到了靠打渔为掩护的地下联络员60余岁的谢大爷。深秋的江面上，寒风阵阵，日本鬼子的巡逻舰在江面游弋，不停地用探照灯搜索江面，谢大爷带着我们划着小船离开芦苇向江心驶去，谢大爷告诉我们敌舰过个把时辰就要回头，必须抓紧这段间隙快快过江，于是3人奋力划桨约半个时辰，便顺利抵达北岸。和谢大爷道别后，我们趁着黑夜掩护，通过了日伪据守重镇——姚沟。天亮前到达彩马沟，白天怕暴露，只得在军属刘大妈家隐蔽，晚上继续向目的地进发，第四天下午终于到达新四军七师师部所在地——周家大山。到了周家大山，师卫生部何处长接见了我们，在听取我们情况汇报之后，对我们一路经过的艰难行程，表示非常满意。

 

    在领完药品即将启程归队时候，老周突患急性阑尾炎，何处长见状果断留下老周进行手术治疗，并要派人护送我回去.考虑自己来回路线很熟悉，一个人行动更利索，拒绝了何处长安排的护送，经过一番准备，精神抖擞在拂晓前出发了。过了长江后，为了解敌情，二次到谢大爷家，看到我领回药品非常高兴，并告诉了敌人最近的动态，我为加快行军速度将埋在粪筐里的药品取出打成背包，趁晚上天黑，按照谢大爷指点的行走方向，快步前进，半个多小时，在路经马家村拐弯处，突然发现前方有两个人迎面走来，前面的手提灯笼，从朦胧光中可以看到前面的矮瘦，后面的稍胖，哼着下流小调，我急忙闪身躲进路边粪窟朋，里面的粪窟约有一人深，正在考虑如何应付这个紧急情况时，只听打灯笼的瘦子说要解大便，刚刚准备蹲下，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力用手榴弹狠砸他的头部，瘦子哎哟一声倒身到粪窟里，胖子保长听到这声惨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急忙呼叫：二狗子……他口齿不清、边喊边走进粪棚。只见他右肩挎着木套手枪，酒气熏人将头伸进粪棚看个究竟，我顺势猛力一拽，他一头栽进了粪坑，粪水呛得他喘不过气，老奸巨猾的伪保长深知厄运临头，边吐粪水、边求“四老爷”（指新四军）饶命。他爬到粪坑边时，我又用手榴弹朝他的脑壳猛砸，他一声不吭沉入坑底。就这样，一枪未发就消灭了两个敌人，还缴获一支手枪。胜利结束这次无声的战斗，安全回到部队，将药品送到卫生队。

 

    攻打狄港、三山战斗 1945年3、4月份，我们开始攻打长江重要港口狄港战略要地，这一战打得很激烈，日军有三个营的兵力，还不断地从芜湖方向通过快艇进行增援，因战前侦察失误,敌我力量显著,这时我军久攻不下、撤出战斗,领导决定改为攻打三山，这时团长要我一去通知二营到某地集结，我第一次单独去传令，心里不免有点担心，到二营驻地还有二,三十多里路，那一带全部是深山，时间已经接近天黑，团长要我带个火把以防野畜袭击，事不宜迟，我立即赶路，在深山中突然一群将近有20条柴狗紧紧地盯住我，在火光下可以看见这群狗的凶恶的眼睛 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我出了一身冷汗，我不停地用火把在前后摇晃，我走快它们也快，我慢它们慢、我停下来的时候，它们也停下来，但是始终没有靠近我保持一段距离，我终于走出了大山，找到了二营的驻地。二营营长周兆坤看我一个人走了这么多黑路送达命令连声夸奖、表扬。当我们接近三山镇的时候，日军和伪军都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只有当地的大刀会和我们作对，大刀会是受伪军的挑拨和我新四军作对，他们集中了数百人，喝了朱砂酒、光着赤膊，挥舞大刀、吆喝着、个个如同凶煞恶神向我们扑来，副团长刘金才（刘歪子） 组织了几个连的兵力，一番厮杀，还是把这批大刀队全部打垮。占领了三山镇。

 

    部队整编北上 1945年9月-10月部队接到上级命令。我部奉命北撤，这时部队已经进行整编，我所在的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撤销改为20旅，南繁芜总队改为59团。旅长梁金华、政委黄跃先，在北上的命令下来时候。部队大多是本地南方人，一些人的情绪波动很大，各部队的干部都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以防止意外哗变，避免战士逃跑。到了苏北淮阴机场，军部政委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对我新七师（师长谭希林、政委曾希圣、副师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参谋长孙仲德）进行了一次检阅。

 

    攻打枣庄  十月底部队开赴山东开始攻打枣庄，当时国民党城防司令是王继美，战斗异常激烈。师政委曾希圣来到我团直接指挥战斗。在战斗间隙曾希圣和团、旅长在一起吃饭，饭后团长旅长以检查部队备战情况为名,便悄悄离开，要我注意警卫，当时我们团部有一部手摇留声机，曾希圣喜欢听京剧,要我给他放《苏三起解》，他酒意朦胧，似睡非睡听着京剧，当他酒醒后发现只有我一人。12月初解放枣庄。    

 

    涟水保卫战 这时我部编入新四军六师，后改为华东三野六纵17旅49团。接着部队南下，我们参加了江苏涟水保卫战，1946年12月这场战斗非常艰苦，攻打徐家坦村，和国民党王牌74师遭遇，在观察地形时被敌人60炮在我身边突然爆炸，我左腰被钢炮弹片贯穿，左大腿部弹片击中。这时我已经是49团三营七连保健员(助理军医)，身负重伤后被送往华野后方第三医院二分院，我们所在地是竹墩镇，与驻军为国民党起义将领郝鹏举部队不远，该部突然哗变、反水又重新举起黑旗回到国民党,直接威胁我军后方安全。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转移，幸亏和我一起负伤住院的一位营教导员刘瑛的警卫员搞到两副担架,我才得以顺利转移，还有相当一部分重伤员无法及时撤退，只能留在当地，安置在附近老乡家。

养伤百姓家：我被安置在山东日照的石榴铺，分在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家养伤，她有3个女儿，老伴和大女儿一年前参加了支前运输队，二女儿在妇救会工作，家里只有大娘和一个哑巴的三女儿。，因伤口化脓红肿，发高烧，大娘一面托人带口信叫医院快来人治疗，一面烧水给我清洗伤口，在高烧中，母女日夜轮流守候，大娘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不厌其烦地给我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拭汗水抹澡。为了我早日康复将她家里仅有的10几斤面粉和芝麻粉给我吃，两只母鸡每天产蛋也舍不得吃，都给我补养了，还把老母鸡杀了给我补养，由于医护人员少忙不开，伤员分散在几个村庄,3--5天才能换次药,我的伤口3天不换药，就会发出恶臭，长期下去就会导致续发性感染最后导致锯腿的危险，大娘得知就将家里的一点食用盐全部用于我的伤口清洗上，因为当时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食盐极其紧张，最后大娘连自己的烧菜的盐却一点也没有了，在大娘的精心照料下，我的伤口愈合了，大娘和哑姐每天搀扶我进行恢复性锻炼，莱芜战斗在即，我奉命归队参战，大娘得知我要回部队，起早摸黑给我赶制了一双绣有“革命到底”的布鞋，离别时候将布鞋和10个红鸡蛋塞进我的挎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渡江战役 1947年2月我告别了老乡回到部队参加了莱芜战役，消灭了国民党李仙洲部队5万余人。这一战役胜利,改变了华东战场局面.接着我们南进攻打孟良崮，由于后勤供应困难，我们很多天没有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饿得腰也直不起来，整个山东孟良崮集战场结了国民党精锐5、6个师，我方有六个纵队，敌我双方几十万军队集中在这么狭小的一个战区，地方几乎没有粮食了。只发给一点啃不动的山芋干，饥渴难忍，最后没有水喝连马尿也当水喝了。这场战役最早冲上孟良崮的是我们六纵特务团。

 

    1947年7、8月间，我们紧接着北上到鲁中参加了临驹南马战役，这是一次阻击国民党72师的战斗，这次经过沙河，由于上游水势凶猛，连着泥沙和大石块，冲击我们过河的战士，一开始，好几个战士被激流冲走，我们用绑腿结成长绳一个个拉着过河，国民党在上空飞机进行轰炸，我们在抢渡沙河之后，接着又参加了梁山阻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我第三次负伤，腰部再次被弹片击中，由于这场战役战线拉得太长，一个营分散近十余里，敌人火力非常猛，我们的机枪排长不幸牺牲，正好连长和我在一起，他决定要我临时代理机枪排长，在这次我还是第一次学会了机枪，我使用的是捷克式轻机枪，当时就撂倒了两个冲上来的匪军。我们很快接到上级命令撤退，向西挺进豫东，参加了当时担任三野副司令粟裕亲自指挥的豫东战役，我亲眼见到的粟裕个头不高、走路挺快，指挥当时的由一、四、六三个纵队组成的兵团，消灭了国民党区寿年兵团五万余人，这次战役我方运用的是攻城打援。打得非常漂亮，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这场战斗之后我被调到纵队卫生部第六期卫训队学习，半年后我由助理军医提为军医（连级干部）。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接受了任务。时值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在六纵卫生部卫训队担任支部副书记兼分队长，当时的条件和力量只能接受伤员40人左右，而战斗一开始，就要求我们接受300名伤员。要解决这些伤员的治疗、吃饭、安全保卫等诸多问题，我们将伤员分组安排在三个村庄各个老乡家里，我们每天要到各个村庄对伤员进行换药、治疗。当时还要提防国民党特务、还乡团的破坏，最后我们在将近40天左右的战役中，超额完成了上级安排的任务，受到上级的嘉奖，我被授予三等功。我们小分队为集体三等功。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六纵七师一个师参加大别山剿匪，从合肥到六安后，驻扎在金寨县的流波疃镇，那时非常艰苦，没有白天黑夜，一有情报就随时出击。    剿匪战役结束后，我们奉令参加渡江战役，我调入211团前线包扎所担任所长，在渡江战役中，我们的护救船在接近铜陵刘家渡地段的江面处被炮弹击沉，当时就牺牲了两名不会游泳的同志。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我们又参加了宣郎广战斗，我在24军的71师，对敌人进行堵击。敌人已经溃不成军，战斗进行尤为顺利。在进入南京的时候几乎毫无阻力。南京攻下不久，我们团卫生队、特务连和机关驻扎在白崇禧公馆，近500余人，大多是农村的战士，不知道使用抽水马桶，搞得整个公馆里大便、臭水到处流，卫生极差，时任南京军管会主任刘伯承进行了视察，对部队提出要求，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

 

    部队经过休整继续南下，在攻下宁波和舟山群岛后向福建进军。我此时已经调入71师政治部门诊部担任军医，我和政治部主任坐美式吉普在去福建经过武夷山的途中，车辆突然发生故障，车向后滑退刹不住坡非常危险，司机是在淮海战役解放过来，曾为国民党黄伯韬开过车，技术很好。采取多种办法，想制止后滑，终因后边路中间一个石坑使车轮卡住，我们只得下车徒步上山，在接近山头时候，前方传来的消息，山头驻有一个营的国民党散兵，政治部主任立即要身边司号兵发号，要求增援，后来来了一个连护送我们过了山。到了山下崇县住了数十天，不断受到残匪骚扰。我部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返回上海休整，休整期间，国民党潜伏特务暗杀我部所在居民，扰乱民心。

 

    调入空军，参加朝鲜战争 不久，我71师师部调入湖北孝感，成立空军中南预科总队.进行整训，大概8、9月份由孝感坐火车到东北公主岭市，我们就地成立了空军15师53团，我在该部担任卫生队军医接着我们开赴丹东凤城。1954年我从空15师调到30师，在大东港空军基地，担任卫生队副队长（副营级），一次，一位空军团长在空战中牺牲，师首长要我们找回他的遗骸。决定我和作战参谋、报务员、司机等5人坐中吉普去找，我们直接进入朝鲜，按照既定的路线进入庙红山，我们一进入该地区，立即被驻扎在此处的志愿军39军软禁，三天后才被放出，原来他们误认我们是国民党特务，经过核查确认才消除误会。在我们寻找途中，沿途的公路全部被美国轰炸机炸得坑坑洼洼，车子颠簸行进很慢，经过一个大桥时，桥上挤满了汽车马车板车和人群，过桥特别慢，我们汽车刚刚过去没多久，美军轰炸机来了，雨点般的炸弹从天而降，许多来不及过桥的汽车人群被炸得血肉模糊。我们终于在飞行团长空战牺牲处找到了他的遗物，只有一张半截的飞行证照片，他的遗体根本没有留下一点，我们只好在朝鲜新义州用稻草做了一个假人安葬，以告慰他的家属。朝鲜来回去了二次，在此期间荣立了三等功。

 

    我1964年转业到安徽太平县，先后担任了公交局副局长、卫生科科长，文革后期调入池洲地区防疫所任所长、80年8月调入徽州血防所任所长.(即黄山市血防所)

 

    往事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回想战争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所作出的流血、牺牲，实在难以忘怀，我所以写下这些回忆，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要永远记住我们过去的历史，要永远保持我们战争年代的那种精神，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我们的人民永远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