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8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上午我还没下课，突然有人到学校接我，车开到肿瘤医院，我冲进父亲的病房，看到人很多，大家的泪水告诉我，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为永远失去了亲爱的爸爸而痛哭。我和家人参加了11日在国家计委礼堂为父亲举行的两千人参加的追悼会，看到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各机关、单位和个人送的花圈，聆听了李富春伯伯致的悼词。我们跟随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人和计委的同志把父亲的骨灰送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安放。那几天，到家里看望妈妈和我们的老同志很多，他们无不为父亲的英年早逝而痛感惋惜，他们讲了许多父亲的感人事迹，都说他是“累死的”。邓颖超妈妈和康克清妈妈亲切地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现在他不在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做像你爸爸那样的人！”当时只有13岁的我，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样深受人们的爱戴。对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更多的是在父亲病逝以后。
父亲张玺（原名王常珍），1912年3月19日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东田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31年春，在邢台师范上学的父亲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和三校的团总支书记，从事和领导学生运动。1932年秋因叛徒出卖，20岁的他被国民党邢台当局逮捕，虽经严刑拷打依然坚强不屈，被作为“共产党要犯”押解至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又是个学习马列主义的模范”（当时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对他的评语）。他曾任狱中团支部书记，在拒绝“反省”和为期7天的绝食斗争中，他是中坚力量，因而被敌人施以各种酷刑，并被关小号，上重镣。1934年他在狱中转党，难友们亲切地送他一个绰号“小骆驼”。4年的牢狱生活不仅坚定了父亲的革命信仰，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也奠定了他马列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36年秋，父亲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北方局派他到冀鲁豫特委先后任宣传部长、书记，从事地下工作。
从1937年夏到1948年春，父亲一直生活战斗在冀鲁豫大平原，他为建立、建设和发展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4月，他担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指示，发动群众，建立民兵组织，开展村村联防，组织主力部队转移到敌后，运用“麻雀战”、“地道战”、“破交战”和“掏心战”等，到处袭击敌人。1940年至1943年上半年，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先后发动了“五·五”和“四·一二”两次大扫荡，以杀光、烧光、抢光的极其残忍手段，妄图彻底摧毁这块根据地。父亲与时任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叔叔等不顾个人安危，一直坚持在沙区的枣林和沙丘之中，指挥全区军民粉碎了日军两次“扫荡”和日伪军上百次“围剿”，打退了国民党顽军的多次挑衅和进攻。边区党政军民硬是在敌人图谋毁灭的这块土地上坚持了下来。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父亲不仅忘我工作，而且善于学习总结。仅1943年一年，他就写了20余篇读书札记、8篇调查报告和7万余字的日记，系统总结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及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经验，对根据地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943年11月，冀鲁豫中央分局成立，父亲任秘书长。1944年5月兼任分局党校（设在太行山的林县）秘书长，具体领导了冀鲁豫和冀南两个区党委1000余名干部参加的为期一年的整风运动，坚决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使整风取得良好效果。
1945年11月，父亲接任（冀鲁豫与鲁西、湖西区党委合并后的）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8月，国民党以14个师、30余万人的兵力压向冀鲁豫所属黄河以南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特务和还乡团随后跟进，我黄河南岸地区受到严重损失。刘伯承严肃批评区党委工作不扎实，缺乏战争准备。父亲深感自己对局势发展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在撤退中所受损失负有责任。9月中旬他召集区党委紧急会议，建议并决定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组成两套班子，一套插入黄河以南敌占区，领导对敌斗争，一套留在黄河以北地区，抓土改和支前等工作。会后，以父亲为首的一套班子率独立旅，同分区组成的游击集团，区县组成的武工队，分批插回黄河南岸地区，通过发动群众反地主倒算、保土改果实、镇压还乡团、堵塞敌人耳目等斗争形式，坚持农村阵地，站住了脚。经过9个月的斗争，控制了70%以上的农村阵地，直接为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野战军展开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1947年6月30日，父亲接应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同时，输送了大批干部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辟江淮河汉新解放区。刘伯承表扬说：你们工作得很好，冀鲁豫人民对敌斗争很得力。邓小平说：冀鲁豫是个好战场，到处都有翻身农民的支援，走到哪里都有饭吃。不久，陈毅、粟裕所率野战军进入鲁西南，父亲和他的战友组织黄河南岸人民，有力配合和支援了陈粟大军作战。这一段战争形势虽然险峻，任务十分艰巨，但父亲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8年春，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由父亲带领冀鲁豫边区一批干部，进入豫陕鄂新区工作。6月1日豫西区党委成立，父亲任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父亲进入豫西新区之时，豫西正处在转变政策的关键时刻。面对支援和配合大军作战，开辟新区等繁重任务，父亲紧密团结区党委一班人，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摸清了豫西的基本特点，将斗争目标集中到封建势力中最凶恶、最反动、最少数分子的身上。全区干部群众一致行动起来，只一个春秋，就给了土匪恶霸以致命打击，国民党基层统治被摧毁，我基层政权、党组织随之建立，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全力支援大军作战，积极完成了各项工作。中原局对父亲和他的战友在豫西这段工作十分满意。当我军解放了中南地区之后，中南局把这一经验推广到所属各省。
1949年1月，河南省全境解放。3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成立，李雪峰兼任书记，父亲为副书记；5月父亲接任河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他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的团结，在短短三年中，领导河南全省人民圆满完成民主改革的各项任务，顺利恢复发展了经济，使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战前最高水平，人民群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父亲出色的工作，得到了中南局的赞扬，父亲也受到河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1952年年底，父亲调北京工作，先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为尽快胜任工作，父亲每天坚持业余自学，让秘书把全国的基本经济数字汇集成册，逐一默记；请几位高级工程师给他“开小灶”，上技术业务课；赴全国一些主要工矿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只用一年多时间，他就肩负起协助李富春主任抓国家计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具体组织计委的同志会同国务院各部、委，研究编制了1954年到1957年的四个年度计划。在周恩来、陈云亲自主持下，组织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于1956年7月8日赴莫斯科，同苏联方面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回国后，接连几个通宵协助周恩来总理修订《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从1956年4月起父亲就感到身体不适，鼻孔堵塞、低烧不退等症状时常发生，但他照常从事着繁重的工作，还带病参加了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并当选为“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直到这年11月底，他才在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在苏联住院的近3个月中，他忍受着放疗的剧烈反应，坚持锻炼身体，读书报，学俄语，思考计划工作中的问题。回国后，他自以为病已痊愈，立即投身工作。实际上，转移部位的肿瘤正在扩散，医院又给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从此，他同病魔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顽强抗争。在这两年中，他从未间断过工作和学习，医院和家里都成了他的“办公室”。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过他，周总理还经常询问他的病情。1959年1月7日，父亲处于弥留之际。周总理得知，派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直守护在他身边。晚10时，李富春伯伯专程从广州赶回探视，薄一波、安子文伯伯也赶到医院。薄伯伯再三问他：“我和富春、子文都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直到这时，爸爸仍未向病魔服输，反问道：“这就算完了吗?”1月8日晨，年仅46岁的父亲与我们永别了。父亲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为国家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做了那么多有益的事情，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父亲一向艰苦朴素，我家经常是粗茶淡饭，很少吃大鱼大肉，有面条吃父亲就很满足；他很少置办新衣，总是穿那几身旧衣服，内衣、袜子破了补了又补，也不舍得扔，以致闹出到中南局开会时，门卫误认为他是伙夫而不让进门的笑话；他的一只旧怀表用了好多年，一副眼镜还是1945年张国华叔叔送给他的战利品，已经看不清了也舍不得换；他一辈子剃光头，为的是省时间和省事儿。他生活不但不搞特殊化，就连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的、他应当得到的待遇，有时也不接受。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通知国家计委，给他配一部吉姆牌轿车，他谢绝了；国家计委有关领导考虑到他经常失眠，我家人口多，怕影响他休息和工作，让行政处给他买了一栋院落较大的房子，多次劝他搬家，他硬是不搬。他走到哪里，廉洁奉公的口碑就传到哪里。
工作占据了父亲几乎整个的生命，他很少有休息日和放松的时候，很少带我们子女玩。他对我们的爱，更多地表现在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中。我们所上的干部子弟学校中，也有一些坏风气，例如搞特殊化。一到周末，学校门口排满了来接学生的小轿车。刚到北京上小学时，我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也有汽车，我和妈妈却要挤公共汽车回家。父母就耐心给我讲道理，告诉我公私要分明，不能私用公车。我1945年3月出生在太行山的林县，当时妈妈正在冀鲁豫中央分局党校参加整风。我生下来只有3斤重，妈妈没有奶水，是当地一位刚生完孩子的妇救会主任用自己的奶水喂养我，才使我活了下来。整风结束后，是林县的地下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把打扮成农村媳妇、骑着毛驴的妈妈和挑在担子里的我一道一道送过敌人的封锁线。因此，从我懂事起，父母就不止一次地对我讲：“你的小命是根据地的人民给的。你生在林县南部，所以叫‘林南’，你永远不能忘记人民的恩情啊！” 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是在他最后的日子，几乎每个星期日，我都要到肿瘤医院去看望他。虽然他已重病在身，但除去治疗，他从来都闲不住，总是在看书、习字、读文件，或与病友和医护人员谈心。肿瘤已扩散至他的全身，眼球已被顶得凸出来，头一阵阵地疼，鼻子不断地出血，嘴也张不开了，需要用一个木螺丝撑嘴，才能把上下牙撑开，把嘴撑大。父亲先后咬坏了二三十个木螺丝。原本偏胖的他，这时被折磨得只有60多斤重了。可父亲的情绪总是那样饱满，始终有信心战胜病魔。
父亲的另一特点，是真诚坦率，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他一辈子没有私敌，从不搞个人恩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自己要求苛刻，对亲属要求严格。解放初期，家人认为他做了“大官”，应当给家里办点事儿。有些人曾去开封和北京找过他，想给自己或子女谋个好工作。父亲耐心讲明共产党人不能为个人和家庭谋私利的道理，劝他们安心务农或做好本职工作。有的亲属确有困难，父母亲就尽力在物质上帮助他们。父亲从事领导工作已经十分忙碌，但还坚持记日记，写随笔，把看到、学到、悟到的东西记录下来，不断进行反省、总结和提高。他的请示、调研报告、工作总结、大会报告等都是亲自动笔，从不让秘书代劳。仅1943年至1952年的最艰苦的10年，他就记下了40余万字的日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河南党史研究》曾连载了这部分日记。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53周年。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久远，但他的音容笑貌和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却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当今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兴盛发展是多么迫切地呼唤越来越多像父亲这样纯粹的共产党人出现，他们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真正的共产党员。
2012年2月12日
（注：张林南系河南省委党校退休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