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鬼子筹军饷 彭德怀鲜为人知的理财本领

　　作者：彭德怀传记组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书简介：《彭德怀全传》全面记述了彭德怀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内容。作者经历了30多年的广泛收集、汇总了公开出版的各种史料，并实地考察、访问，研究整理，运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客观地记……

　　1939年，朱德和彭德怀在山西八路军总部

　　“怕你骂娘嘛!”

　　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除分工负责军事，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按4.5万兵员之数，由国民政府每月拨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为节约军费，八路军出师之始，从士兵到总司令朱德，每人每月只发2至5元的津贴费。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对八路军的扩军增饷问题，总是或拖或否。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就常因经费不继而受困窘。1938年1月，朱德、彭德怀曾向驻武汉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告急：“部队扩大，使用费亦大增加，此刻已陷于极端困难，以至无法解决的严重状态中。”数日后，朱、彭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目前经费已极困难，特别新兵服装问题，不易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艰难中，产生了朱德那首感人肺腑、在大后方传颂一时的诗《寄语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

　　经费如此困难，彭德怀掌管全军经费的分配使用，铁面无私。在他的主持下，1938年1月，全军首次规定了统一的供给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斗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斤半、油3钱、盐3钱、肉3钱(按16两秤计，合市斤每人每月肉、油、盐各为5.6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　5元，士兵1元。全军之首、年高德劭的朱德，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元津贴费。规定标准后，2月份，115师直属部队单位和343旅开支稍大，3月12日就受到总部的查问。朱德、彭德怀给115师首长的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一、山西我军已达90000人，每月经费仅30万元;二、一二○师已达32000人，每月经费仅8万元;三、你师直及三四三旅，不足12000人，在一个月内已用去10万元，请你们设想经费如何开支?四、3月份仅能给你们3万元……”朱、彭在电报中要求115师彻底检查该师供给工作，还要将检查结果交给即请赴太行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带给总部。

　　实际上，受到批评的115师直及343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　3元，尚不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之半数。

　　在八路军的机关里，有一些小勤务员担任杂务，这些小兵多是坚决跟八路军走出来的贫苦少年，被亲切地称为“小鬼”。随着部队的扩大，机关的“小鬼”也增加了，连队也设了勤务员。彭德怀下部队，听说“小鬼”不安心干杂务，要求到班排，上前线。他支持“小鬼”，批评道：“连队也搞起了勤务员，这就是浪费!”但是，他也不让这些“小鬼”上前线。在和朱德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39年2月14日，朱、彭正式下达命令，取消八路军各级首长的特务员和连队中的勤务员制，各机关禁止用17岁以下的勤务人员，命令将抽出的青少年组织成青年教导队或青年学校，培养他们做儿童工作或卫生工作。

　　1939年3月，由于根据地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5月，每人只发给津贴费1元。5月30日，彭德怀在晋东南纪念“五卅”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挥动右臂，放开洪钟大嗓，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津贴费1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领得1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这个特殊我们永远保持!”与会各界代表，莫不为之动容。　　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也同样最大限度地节省着民力、财力。彭德怀在为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一文中特别提到：“晋察冀边区县政府，从县长、审判官以至伙夫、勤务员，不过50余人，月用经费800多元，其中县长零用费(无工资相当于津贴费)最高每月10元，伙夫每月2元，虽然这里的县长优待不大，比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费还多着一倍。”

　　彭德怀在讲话中常提到朱德，对比他年长10岁、艰苦卓绝的总司令由衷敬佩。面容温和、性格宽厚的朱德，和面带威严、性格刚毅的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的千军万马，驰骋于华北，坚持于敌后。他们或在一起阅读电报文件，或在一起研讨军情，或在崎岖的太行山道上驱驰，有时又为节约马力而一起爬山越岭，总部人员称之为“慈总严副”。“慈总严副”，实为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一曲动人的指挥和弦。

　　彭德怀下部队，谁要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他不吃，还要骂人。有时做了好菜好饭，也没有人敢给他端去。彭德怀痛恨用公家的钱互相请客，大吃大喝，痛恨贪污浪费。有的干部说，我也不贪污，不过多吃多享受一些罢了。彭德怀在干部会上狠狠批评这种观念是“流氓观点”、“流氓意识”。

　　有人把彭德怀当成秉性苦行，这当然是误解。刘伯承、邓小平做的四川菜，他最喜欢吃。刘、邓请他吃豆花饭，他总是欣然前往。一次，彭德怀去陈赓386旅驻地，陈赓等人正凑钱吃肉。干部怕挨骂，不敢去叫彭德怀，偏偏又叫彭德怀遇上了。正紧张中，彭德怀指着陈赓问：“好啊，你陈赓偷偷吃肉不叫我！”陈赓边吃边笑：“人家说彭老总见着肉就要骂娘，怕你骂娘嘛！”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又骂起来：“哪个狗娘养的，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

　　在彭德怀漫长的戎马生涯中，这种场合是太少了。他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诫干部：“谁个不愿吃好的呢，问题是还有人在饿饭，在吃糠！问题是群众是否都有好吃的了！”“同志们，一定要了解，一粒米，一文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和脂膏换来的啊！”

　　“老百姓真苦啊！”

　　尽管八路军的供应十分短缺，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店，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要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苦者给以帮助。如果工作人员顾不上去，彭德怀有时就会找他们来嘱咐，村里某处某家没饭吃，送点子小米去。某家有病人吃不起药，叫医生或卫生员去看看——彭德怀已经替他们查访过了。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曾在沁县南底水村住过一段时间。在村北一所低矮的农舍里，住着一个王老汉。一天，王老汉遇到一名八路军战士和他拉家常。谈到日子光景，王老汉对这个朴实可亲的八路军说：“不怕老总(对大兵的称呼)笑话，俺今年50多岁，还是在民国元年时吃过一次肉呢！”老汉叹了一口气，“唉，有27年没吃过肉了！”

　　“那次是怎么吃上肉的呢？”八路军战士真诚关切地问。

　　“那年，是我和人抬轿，送一位老爷去上任，抬到黄河边，老爷就要上船过河了，说，看你们抬了几天轿辛苦，赏几斤肉给你们吃。打那以来，就没有尝过肉的味道。”

　　王老汉不知道，他的这番家常，是怎样震动了饱经困苦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后，彭德怀和总部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啊，我们要多多关心人民的生活。”

　　“中国老百姓生活真是苦啊”，这一声叹息，贯穿在彭德怀主持华北敌后财经工作的整个过程中。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没收地主官绅的财产可充军费；平分土地和地主阶级的浮财，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迅速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生产积极性。进入抗日战争，实行抗日统一战线，停止了土地革命。在中共中央向全国宣言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是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没收汉奸财产。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开始时，打汉奸和合理负担，由各部队分散进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习惯于打土豪，产生了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花的不良习气。山西人本来省吃用、重积蓄，日寇劫掠、国民党政府军征索、战争破坏，使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损毁，群众生活水平骤降，生产情绪十分低落。根据地建立之初，整理财政以恢复民气，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大将理财，首先统一号令，严明纪律。在纷乱如麻的经济局面下，彭德怀提议并主持成立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经委员会，实行军政民费用在各战略区内的统筹统支，实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保证军政民各费用得到适度保证，又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贯彻统筹统支，建立起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由政府统一财政收入，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式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部队由供给机关成立有主要首长参加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

　　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八路军总部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

　　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而八路军的月军饷只有61万元。在国民党当局限共反共的政策下，国民政府军政部不但不增加军饷。反而时时扬言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为使部队的供给完全建立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除千方百计促进根据地的农副业生产、小工业、手工业生产，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彭德怀感到，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根据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账，找到了答案。这笔账是：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约需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每人每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要50人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抗日根据地人口为3000余万。

　　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的3%之数。这样根据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1941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精兵简政的号召中采用彭德怀这一方案，要求各根据地做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党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1%，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发现田赋按亩摊派，表面上似属公平，实则由地主富豪操纵，很大一部分负担，被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户身上。

　　1938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丰收在望，彭德怀决心使贫苦农民真正享受丰收果实。在秋收征赋前，他向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经中央同意，在根据地内全面推行。阎锡山提出的合理负担的口号，却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得到具体实现。

　　经济战

　　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称之为“总力战”。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敌后军民的反封锁，敌人对全华北的经济掠夺与敌后军民的反掠夺，构成了一场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

　　斗争是从货币战、贸易战开始的。彭德怀在挂帅经济工作之初，并没有想到他要学会做生意。　一接触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彭德怀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十分混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除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以至当铺发行的票子。各类杂钞纸质低劣，有的发行人已经远走他乡，信用不保，群众不敢使用。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联银券”乘机打入市场。日寇一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国民党中央军也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这些都严重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稳定。

　　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在1939年2月又向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在建议中，他请求中央派遣懂行的干部来前方进行筹建工作。这一建议也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给前方派去曹菊如等人。当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发行了冀钞。

　　冀钞的发行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也引起根据地一些人的不了解，为什么不用法币而要自己另发行本位币？彭德怀说，这是研究了晋察冀区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山西第三、第五专署发行上党票的经验而决定的。因为地方本位币没有外汇，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发行地方本位币后，根据地内禁止法币流通，个人的法币可向银行兑换不受损失；而敌人不能吸收根据地的法币，我们手里的外汇就不会丧失。在根据地内只许单一的本位币流通，我们就可严格控制发行数，平稳物价；可以用本位币发放工农商业的低利贷款，以扶植根据地的经济。

　　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敌后的经济看，发行本位币是成功之举，也是形势必需。经过多方研究，彭德怀提出，把冀钞的流通量，限制在不超过根据地人口人均3元之数。1942年后，敌人展开疯狂的粮食掠夺，彭德怀又提出统制粮食，使粮食这一农村中的主要商品、战争中的主要物资，成为冀钞的有力准备，巩固了冀钞的币值，形成了独特的以粮食为本位的币制，使冀钞长期保持稳定。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他区所不及。冀南币币值亦高。太行山物价上涨指数，始终低于货币发行上涨指数，与国民党政府区和敌占区物价的飞腾，适成鲜明的对照。

　　日军在华北占领着城市和交通线，掌握着工业生产技术条件。八路军控制了广大农村，掌握着物产资源。根据地为军需民用，不能不设法到敌占区城市去采购必需的工业品，农村土产也要运到城市市场去销售获得资金。但敌人自从速战速决美梦破灭，就转而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加强了对华北的开发性掠夺，以后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厉行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内工业品价格暴涨，敌占区可以用少量工业品换取山区廉价的土产。敌人还利用群众怕“扫荡”损失物资的心理，在收获期间，压价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损害根据地的资源。敌我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持久的贸易战。

　　早在1938年秋，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专署和戎子和领导的第五行政专署，首先设立了贸易统制局，征收出入口税，公布禁止出入口的物资，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肯定了三、五专署的做法。但他认为，对统制贸易的认识不能简单化，不能把统制理解为关闭政策——只要敌人要的就不许出，抗战不需要的就不许入。这样做，断绝了华北地区间传统的资源与市场，会严重损害人民的生计。他举例说，过去曾因蛋清、蛋黄是工业原料，就不许出口，结果打击了群众的养鸡业；有的地方怕生铁被敌人吞并而忽视铁业生产，又使河北平原和西北各省民用铁器缺乏，等等。这都是要重新考虑的做法。

　　在根据地内，曾以合作社经济取代传统商业，来收购土产与城市进行交换，经过一段实践，这种做法也出现了问题：排斥商人活动，本意是要减少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结果合作社成了官办，不能深入山区村户组织土产出口，进口的货物也多系机关部队的需要，反而助长了走私活动，苦了农民；走私活动还助长了奢侈品的入口。　　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彭德怀提出在根据地边境建立关税制，实行对外统制贸易和对内贸易自由，并制定了一套原则：出入口货物对我利大者、对敌利小者课以轻税；对敌我均利者，斟酌需要及缓急，可收较重之税；对敌利大、对我利小者'则课以重税50%～100%，直到禁止入口。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保障商品所有者的财产权，取消苛捐杂税，允许自由经营。但坚决反对一切利敌行为，如走私、贩毒、套取外汇、黑市活动等。

　　彭德怀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指挥这一场对敌贸易战的指导思想：通过统制贸易，用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有效结合，组织物资去冲破敌人的封锁，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夏，彭德怀在回顾太行区5年来贸易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敌占区人民亦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群众和敌占区完全断绝来往，是不可能而且是有害的。敌占区只是某一段时期为敌暂时占领，这不可能根本改变华北各地区经济的历史关系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规律。我们应当通过贸易战，有计划地组织对我有利的物资交流，维护群众的经济利益，去发动群众来反对敌人的经济掠夺，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政策。他反对关门建设和以封锁对封锁的做法，他说：这种做法造成的根据地财富的损失，比人们容易见得到的敌人“扫荡”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得多。

　　从这一经济战指导方针中，人们可以看到彭德怀一贯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压倒敌人的气概，制敌而不制于敌的积极作战精神和精细求实、机动灵活的指挥。

　　人们很难想象叱咤风云、决战疆场的彭大将军，为解决八路军的供给，建设根据地的经济，付出了多大心血。1937年秋，彭德怀往来于同蒲、正太、平汉各线，跋涉于恒山、太行山之间，他的目光就不限于战场。他留意到，民众在日寇长驱直入肆意劫掠下，将手中物资纷纷拍卖，换取现金逃难；富商大贾先将存货转至山区乡村，见政府军不断撤退，又争相抛售，因而山区物价反低于战前，而山区乡镇货源，也反较战前丰盛。及至12月彭德怀回延安开会，途经临汾南下，又见汾河两岸农民争售粮棉，棉花*分钱一斤，一元钱足可购得12斤新棉；粮价比棉价还要贱。随行的人说，山西真不错呀，东西又多又便宜。彭德怀说，山西固然比陕北富庶，但粮棉如此之贱，却是反常现象。现在日军意在速战速决，政府军对支持华北并无信心，群众对战争又没有经验，注意力都不在物资上，倒是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

　　从风陵渡换车到西安，彭德怀马上给朱德、任弼时、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准备从八路军经费中挤出10余万元来收购粮棉。其后，又嘱咐部队在用兵之际，注意收集粮食，储藏于山地以备用。

　　1938年春，日军在占领较久的冀中地区征买战略物资，散驻之敌开始四出掠粮。朱、彭于指挥东路军作战、戎马倥偬之际，注意到敌人这一动向，立即下达命令，要八路军各师“用一切方法与努力，将铁路两旁之粮食搬入山地”，“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特别提醒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区“在由娘子关到门头沟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储存各种军需品”。指示一二九师刘伯承，务将储存战略物资处的山内公路销毁。

　　1938年，华北全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虽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由于八路军先敌一步，使大批社会物资不致落入或毁于敌手，而支持了华北敌后军民的抗战。这一点，无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其他进入华北的抗日军队，是既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以后日军回师华北，在对抗日根据地的反复“扫荡”中，不但烧毁房屋，挖掘民窖，更有计划地搜寻、破坏八路军的设备和物资，然而，山高石乱，路断草迷，已令暴敌无踪迹可寻了。　从现存的电稿中，可以看到经济问题是怎样牵系着彭德怀。1939年2月，彭德怀为解决摩擦问题赴河北。24日晚，由陈赓部护送，通过敌人的严密封锁，进入冀南。就在中央和总部都在等候他安全通过封锁线的消息之际，就在同行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提心吊胆之际，彭德怀却利用行程上的时间筹划着一件事。进入安全地带，他就报告延安和总部：估计4月份敌将大举进攻长治，须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提前春耕，免受损失。又建议组织医院、学校、工厂、机关人员利用时间开荒。他计算可能增产瓜菜15万担(150万斤)，马料50万斤。如此，在困难时不发马料、菜金，亦能坚持战局。

　　3月，彭德怀在从冀南返总部途中，又将他反复考虑的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一、在年内组织50万军队轮训，改善装备；二、利用晋东南地形复杂，煤铁硫矿丰富等条件建设军事工业；三、加强抗大分校培养干部；四、筹设冀南银行。

　　同年10月，国民党军事反共迫在眉睫，彭德怀赴陕与阎锡山会晤，沿途部署应付突然事变，仍不忘了解经济形势。他发现各地物资紧张，即电总部“在同蒲路东速购粮盐100万斤，棉花50万斤”，并催促根据地“筹办织布、纺纱、肥皂、牙粉等生活必需品工厂，要克服一切困难开工”。在洛阳和西安，他独自跑上街去观察市面，打听商情，警卫人员着急万分，四下寻找。他已对政府区物资匮乏的严重形势有了更深的感受，当即向朱德、杨尚昆报告情况，请总部加强敌后经济建设、军事工业和物资储备，“万不可轻视”。

　　旅途，行军，是彭德怀思考问题、计划行动、调查研究的好时机。他从不放过机会亲自打听当年收成如何，群众负担轻重，物价高低，以至货币比值，流通情况等，一一记在心中。可能是长期军事生活形成的习惯，彭德怀说他一生不喜欢用笔记本，他的口袋里没有干部通常不离的小本子，但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计划设想，各种情况数字。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在向干部作报告的时候，脱口列举，其精确程度，常常令专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吃惊。

　　有人曾问和他共事最久的杨尚昆：朱老总休息的时候喜欢打篮球，陈老总喜欢下围棋，彭老总喜欢什么呢？杨尚昆仔细回想，最后是摇摇头，笑答：“喜欢想问题。”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在古代的战争中流传过这样的故事，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其严酷，其紧张，任何人也难于在谈笑间看强虏灰飞烟灭。在八路军总部简陋的球场上，彭德怀有时也上场和大家一起抢球投篮，或站在一旁拍手观看，为人助威。在树荫下，彭德怀也喜欢和人下下棋。但更多的时候，即使饭后休息时间，在工作人员的欢声笑语中，彭德怀仍在他屋内临窗的条桌前，端坐着看书，看电报、资料，或在院子内外来回踱步，惯常是背叉着手，略略低头，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行军中也常常如此。有时，一边走着，一边双手微张，手指向外轻轻摆动。每当此时，工作人员就知道，在他的脑子里又有了某些重大问题，使他进入紧张的思索，谁也不去打扰他。八路军总部的重大决策，常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