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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高超决策艺术

时间:2014-03-31 19:52:47编辑:中国红故事

  作为国际战争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在指导这场二次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根据世界型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在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等方面有了重大创新和发展—————
 
  始于5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人民能挫败拥有最先进技术装备的侵略者,使美方也承认遭受了“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是一个令世界惊叹的战争奇迹。当年毛主席在总结战争经验时曾说过:“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里面所说的“正确的领导”,重要的内容就在于战略决策的英明。
 
  在最困难的局面下做出最佳选择
 
  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
 
  多年来,一些不很熟悉历史的人经常混淆“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其实这是既有联系却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开始的朝鲜国内战争,两天后因美国参战变成国际战争,为时3年1个月。同年10月,中国出兵以志愿军名义参战直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就我国而言是进行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为时2年9个月。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档案的公布,朝鲜战争爆发的由来已为许多人所知。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朝鲜南北双方都只承认有一个朝鲜,在一方要“解放祖国”,一方叫嚷“北进统一”的形势下,无论是谁先打第一枪,都是朝鲜的内政。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却操纵联合国通过谴责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的决议,组织所谓“联合国军”进行干预,并乘机出兵侵略台湾,才是名副其实的践踏国际法的侵略行为。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原则是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时也不能阻止他国的革命和争取统一的斗争。新中国刚成立之际,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以恢复经济,正如毛泽东当时的秘书胡乔木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一大堆问题,我们决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要出兵朝鲜、台湾,并援助在越南的法军,实际上是从三个方向对中国形成威胁。面对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并威胁新生政权的安全的行径,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必须奋起抗击以保家卫国。
 
  当时,中共中央认真考虑了在哪个战略方向回击侵略更为有利。1958年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对此曾解释说:“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
 
  毛泽东一向倡导的战略战术原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美国依仗优势的技术装备肆意侵略,我国当然也要选择便于发挥我优势的地方反侵略。事实证明,将对美作战的预定战场选定在朝鲜,同时在台湾海峡取守势,对越南只派出顾问和给予物资援助,这样最便于发挥中国的陆军优势和东北工业基地的支援作用,是当时最佳的战略选择。
 
  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做出科学决断
 
  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
 
  自美国入侵朝鲜和台湾起,中共中央就已开始准备反击美国的侵略,然而最后确定出兵入朝又十分不易。胡乔木曾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1950年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北上,从国庆到出兵的近20天内,中共中央开会反复讨论,毛泽东日夜思考。那时中美双方实力相差极为悬殊,新中国内部又百废待兴,出国作战极为困难。然而美国如占领全朝鲜,又会严重威胁我国工业中心东北,并将控制电力(此时东北工业的相当大一部分用电靠位于朝鲜一侧的鸭绿江上的水丰电站供应)。美军进入台湾后,蒋介石也大肆鼓吹反攻,国内反动势力气焰也嚣张起来。对此如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势必使美国在世界范围猖狂起来,我国国内也难以稳定。因此,尽管苏联方面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一再退缩,毛泽东也曾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缓行动。但经过最后考虑,政治局会议还是确定:“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中共中央作出参战的决策,又出于对国际形势正确的分析。当时毛泽东分析世界战略格局,认为总的形势是两只老虎对峙,一只红老虎(苏联),一只白老虎(美国),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间隙。为此,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巩固中苏同盟,入朝参战又采取非政府的“志愿军”名义,从国际法的角度力求避免中美两国正式宣战。出兵后中央已准备国内打烂了重新建设,同时力争使朝鲜战争“地方化”。出兵时机又选择在美军逼近鸭绿江之际,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行动上又有节。
 
  以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作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是一个决心正确、政策和策略水平极高明的决策。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不愿在亚洲过分地扩大战争,因而未敢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美国虽然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然而中共中央也认识到它在世界上到处横行,树敌太广,兵力分散,士气不高等弱点。我国在正义战争的基础上,尽管综合国力较弱,却可以集中在一场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通过努力也能够赢得胜利。
 
  最急剧的变化中确立合理目标
 
  依据战争进程调整战争方针
 
  志愿军出国时,敌我双方技术装备的差距之大是20世纪世界战史上罕见的:当时美国有3.1万架军用飞机,中国还不足200架;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美军1个团的火力强度,超过中国1个军的强度。当时中国虽然有苏联援助,然而供给的武器不多,还要按“出厂价五折”记账付款。尽管实力相差如此悬殊,全国人民却同仇敌忾,出国部队发扬几十年战争中养成的极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白天以隐蔽分散避开敌人的强大火力,晚间则突然攻击,而且一交手就穿插迂回,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使敌军从朝鲜北部狼狈南逃。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中也感叹,这是“美国历史上路程最长的败退”。
 
  刚刚出兵时,毛泽东对作战指导总的思想是:“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由于对美军的情况还不摸底,对可能实现的战略目标做了几种预想:最好的设想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现在译为“第八集团军”),同时也准备“两军相持成为僵局”,另外还设想在歼灭美军几个师后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
 
  1950年12月第二次战役胜利时,因一举顺利解放了北朝鲜,战果大大超出预想,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对战争的总体设想一度转变为根本解决朝鲜问题。1951年1月上旬,志愿军总部在三次战役后的动员令就要求:“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然而,“联合国军”随即依仗其现代化的装备和很强的补给能力开始反扑,志愿军前线部队在“青黄不接”的情况下被迫实施防御。面对形势变化,中央军委在2月上旬提出坚持长期作战,并决定再从国内抽调14个军入朝,准备以23个军轮班到前线作战。2月下旬,彭德怀返京汇报前线的困难后,毛泽东又强调不要急于求成。3月1日,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更进一步提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军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经过第五次战役,双方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三八线”附近形成僵持。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通过运动战期间的实践,对交战双方总体实力和现代战争的特点也有了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当时中朝地面部队占有优势,美军却有绝对的海空优势,双方总体力量形成均势,都难以在战场上取得大的进展。此时,美国从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出发,不愿深陷于朝鲜,于是通过苏联提出了和谈试探。从战场情况和国内外形势考虑,6月间中共中央作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新方针。
 
  毛泽东在1951年7月间致斯大林的电报对这一新方针的必要性解释说,我们的武装力量在今天只能将敌人赶出北朝鲜,却不能将敌人赶出南朝鲜,战争拖久了,可以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但亦将给我们在财政上以很大的危机,而国防建设亦难于增长。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国防费已占48%,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恢复的最主要因素。从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目标看,能达到在“三八线”附近停战的结局,也实现了援救兄弟邻邦和保卫国家安全的目标,是一个虽然有限却意义重大的成果。中共中央确定的新方针,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适合战场形势的最佳选择。朝鲜停战时,战线又基本回到战争开始时的“三八线”,然而志愿军的战线从出国参战的鸭绿江边已经向前推进了400公里。历史证明,作为国际战争的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