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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赠恩来同志”一份见证毛周关系的毛泽东珍贵手迹

时间:2014-03-31 19:44:45编辑:中国红故事

  1995年的秋末冬初,笔者在周恩来生前卫士韩福裕老人引领下,从北京南长街进中南海来到毛泽东主席故居——丰泽园的菊香书屋瞻仰。在毛主席办公室西侧的玻璃柜内,笔者见到一份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词。这首词不仅有几个地方的内容和后来公开发表的不同,而且毛泽东在卷面上还留下了“书赠恩来同志”6个奔腾飞舞的大字,特别引人注目而又引人入胜。其卷面上署名“毛泽东”3个字更是排山倒海般一气呵成,令人赏心悦目。当时笔者任周恩来纪念馆的资料科长,便从自己的职业出发,请毛主席故居的同志帮忙复制一件。
 
  毛主席故居的工作人员周福民告诉我,他们展出的这件是从中央档案馆复制来的。他说,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找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保管部资料处何德海处长,请他们帮助复制。几经周折,直到1999年我们才从中央档案馆复制到毛泽东主席的这份珍贵手迹:
 
  书赠恩来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郭词见一月一日光明日报
 
  满江红·和郭沫若 毛泽东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千万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据后来长期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工作的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对笔者介绍,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毛泽东心情比较舒畅。这年年底,他老人家来到风景秀丽的杭州,住进了西子湖畔的汪庄宾馆。
 
  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是年便血,经查为痔疮急性发作,急需要治疗。当时浙江医科大学著名的痔科专家陆琦大夫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对急性发作的内痔很有疗效。1963年元旦过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联袂来到杭州,住进苏堤附近的杭州饭店,接受陆琦大夫的治疗。
 
  1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汪庄见到了陪同周恩来到杭州的国家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树则时,迫不及待地问:“恩来的痔疮治疗得怎么样啦?”黄树则回答说:“炎症得到了控制。”毛泽东一听,脸上露出了笑容。是夜9点多钟后,汪庄内一片寂静,毛泽东让周福明帮助他展纸,泼墨写下了他刚刚创作,当时还未公开发表的上边这首词。写好后,毛泽东未及过多欣赏,有的地方墨迹甚至还未全干,他老人家就急切地叫周福明送去杭州饭店。周福明临走时,毛泽东还找了一只大信封,在信封上写上:
 
  送交周总理
 
  毛亥时
 
 
  周福明驱车到杭州饭店5楼周恩来的住处,将毛主席这份手书新词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这份珍贵手迹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凝视着这卷轻如寒烟、重可崩云的书法珍品,件件往事在心头浮起,令他回味无穷。但是周恩来一贯谦虚谨慎,对这么一件重要的毛泽东手笔,他生前却从未向任何人展示。直到1977年,中共中央向全社会征集毛泽东手迹,邓颖超才将它上交中央,收藏到北京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留下的手迹是比较多的,但他把一首还未定稿的词“书赠”给某个健在的人尚很少见到。
 
  毛泽东为啥要这么做呢?
 
  1955年秋季以后,由于新中国取得了三年经济恢复的成功和抗美援朝等重大国际斗争的胜利,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便希望通过全党领导和动员全国人民尽快改变我们国家贫穷落后面貌,也就不由地产生了一些急于求成的想法,从而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高指标。这就使得当时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感到局势比较严峻。他们经过认真而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计算,认为这些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实在难以实现,而且按这样的高指标搞下去,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就将出现严重失调,给整个国家经济工作造成严重的危害。这样,一贯务实的周恩来在经济建设中就率先提出了既反保守、也反对盲目冒进的国民经济建设思路,并在这一思路下制定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从1956年4月10日到6月12日的两个月时间内,周恩来分别在国务院有关会议上讲“经济建设必须注意平衡”,“反保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基本建设规模一定要适应客观经济条件”,“预算数字要建立在可行的基础上,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现在不是要预防冒进,而是需要反对了”。周恩来的这些严谨细致的经济建设主张与当时毛泽东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思路完全背离起来,以致一篇经周恩来审看过的、旨在反对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在最后送请毛泽东审定时,他气愤地认为这是针对他的文章,批上“不看了”。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当他在莫斯科听到赫鲁晓夫说苏联将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时,他那要使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的愿望也变得更加急切。一贯富有挑战性格的毛泽东当即按捺不住,向赫鲁晓夫表示,你苏联能在今后15年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那么我们中国也能在今后15年时间内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反冒进做法更为不满。1958年1月中旬,在广西南宁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共27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做法,并明确告知大家,他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在会上还手举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委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摇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一说毛主席举着的是一张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这份报告内容十分迎合毛泽东“大跃进”的做法,其工农业生产指标都是根本完不成、做不到的天文数字),当众责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诚恳地回答:“我写不出来。”
 
  接着,毛泽东就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做法泄了中国人的气等等,连要撤换他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意图都暗示了出来,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有着绝不妥协的性格,他只有默默地忍受着批评,并且一再违心而痛苦地作检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掌管了全国的经济工作。内心比较苦闷而又十分矛盾的周恩来则谨慎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那是1958年6月上旬的事。后来虽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认为目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取代周恩来的位置,但他也很难在那段时间内在国家经济建设上发挥他那比较务实、稳健的作用,国家经济在“大跃进”的思路下越走越远。
 
  凡是经历过“大跃进”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充满一步登天的神奇幻想的时代,是个“共产主义近在眼前”的时代。为了达到全国钢产量翻番的年产1070万吨的高指标,农村竟砍光房前屋后和路边树木,还被迫放弃成熟的庄稼不收而上山伐木,并砸掉锅灶,以致连割草的镰刀都拿出来扔进土高炉炼钢;为了在亩产上“放卫星”,广西某地竟将6亩多地的成熟水稻移栽到一亩地上,过磅时又采用戏剧舞台上“跑龙套”的方法,周而复始,重复称重,以致创造出中稻亩产13万多斤的神话。
 
  高指标满天飞,“卫星”到处放,浮夸风几乎刮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为了完成钢产翻番,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得不抡起铁榔头和工人们一起去打铁。他们既是体验生活,也是想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基层情况。可是头脑冷静的周恩来见到河南新乡县一个月炼出102万吨生铁的简报后,心里仍旧充满怀疑,悄悄派从鞍山钢铁厂调到他身边当工业秘书的顾明前去调查了解。顾明熟悉冶炼专业,经过他实地考察后,回来向周恩来汇报说,如果他们县能炼出这么多生铁,就必须要用1000多万吨焦炭、石灰石和铁矿石,按这个县目前的交通状况,在一个月时间内,根本运不进这么多原材料,更不用说他们炼铁的设备和技术了。而且,他在新乡见到炼出来的那一点生铁也都是一些质量低劣的蜂窝铁。这些铁的事实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数字完全是假大空的。
 
  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周恩来认识到了,那么毛泽东是否还不知道呢?也未见得。早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已认识到原来制定的赶英超美的一系列经济高指标,在实际生产的运作中是根本完不成的。他已明确提出在党内认真读书和搞好调查研究的建议。因为毛泽东毕竟是经过我国长期革命斗争选择出来的伟大领袖,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上犯了错误,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一旦发现错了,就勇敢地承担错误的责任,并努力去纠正错误。所以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期,当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时的失误时,就说过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国乱思良将,家贫识贤妻。”并一再提议仍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即毛泽东在认识到“大跃进”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后又主动向周恩来交还了主持国家经济建设的大权。
 
  当时,人们均以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或许会就此走上健康、正常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原本意在纠“左”的庐山会议后期反而变成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再度被人为地扭向“左”转,继续刮起新一轮的“跃进”风潮。
 
  历史是无情的!新一轮的“大跃进”导致了全国农业的全面滑坡,人民的吃穿用更加紧张起来。在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已经到了国家非改变经济政策不可的时候。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终于有所悔悟地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更为明确地对曾经因反冒进受到他严厉批评的周恩来说:“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这不仅看出了毛泽东的坦荡胸怀,也是他为周恩来的反冒进“错误”公开平反。这使一大批到会人士的心情很舒畅。
 
  打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按周恩来、李富春所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字方针运营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渐渐走上正轨并恢复元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国经济形势已基本摆脱了因“大跃进”而投下的阴影,也就是说“走出困境”了。是年底,毛泽东到了杭州。他一住进汪庄宾馆就让人催周恩来也到杭州疗养一段时间。当得悉周恩来到了杭州后,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将他一篇尚未改定的得意新作《满江红·和郭沫若》的词“书赠恩来同志”。他老人家向周恩来所表达的歉意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因此,毛泽东的这份“书赠恩来同志”的手迹也成了两位开国领袖的那段历史上相互关系的重要见证。
 
  注:毛泽东的这首词公开发表时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