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堡

1849年7月20日，斯特林堡在巴黎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这个星座代表的是祭祀。像我这样劳累一生的人，得到的报酬却是：被人杀掉。每一次成功带来的都是痛苦;每一道幸福的痕迹都被恶意诽谤一扫而光;每一种鼓励都是一种嘲笑;每一种善行都用苦刑进行惩罚。但这也意味着：春天的到来，一种新的东西的出现。谁知道呢?”实际上，这是斯特林堡编造的关于自己的星座运势。在早年丧母、遭受继母虐待的那个晚上，站在窗下，舔着牛奶瓶的残汁，小斯特林堡就埋下了仇恨女人的种子。

       他1849年1月22日生于斯德哥尔摩，父亲是没落的船舶经纪人，母亲是个女佣，家境贫困。自小他不得不忍受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折磨。屈辱、歧视和冷落使他变得早熟而敏感，反抗的冲动时时在他心头激荡。尼采认为，人是一个试验，每一次实验，无论成败，都会化为自己的血肉，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斯特林堡就是一个不断实验自己的人。
       1867年他考入乌普萨拉大学，由于经济拮据曾几度辍学。他当过小学教师、医生、报社记者、电报员，后在皇家图书馆充当管理员。在不幸岁月里，他把自己同童话故事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是因为又脏又笨被人瞧不起而后来做出成绩的人。斯特林堡在大学时期开始写戏剧，而且成名很早。21岁那年，反映冰岛神话时期父女二人在宗教信仰上发生冲突的剧本《被放逐者》，得到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赞赏，受到召见，并获得赏赐。斯特林堡得到赏金，就呼朋唤友，彻夜在酒馆庆贺。酒喝得酩酊，野心也疯长。然而，不幸却很快降临，后来他一再遭受挫折，名著《奥洛夫老师》拖了9年才被搬上舞台。他一生贫穷：1888年《父亲》共上演8场，得到40克郎版税。

       1890年《奥洛夫老师》上演相当成功，演出17场，得到936克郎版税，却只够支付迫在眉睫的债务与几个星期家庭生活的日常费用。不久，斯特林堡流亡欧洲大陆，起初侨居瑞士，创作了针对女权运动的短篇小说集《结婚集》。他因短篇小说《道德的酬报》第一集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持嘲笑态度，而且因其中一段攻击“最后的晚餐”的描述受到法庭控告。他被迫回国应诉，虽然被判处无罪，但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多次的不幸，把斯特林堡一点点推上了疯子的行列。折叠艺术之路在戏剧中，斯特林堡野心巨大，创作的《阿伽门农》就把自己塑造成“阿伽门农”。

       《阿伽门农》是写希腊国王阿伽门农的悲剧，后来他成为他妻子仇恨的牺牲者。斯特林堡该剧确有经典剧作行笔经济的特色，从一开始写到上尉被哄穿上紧身衣到最终时刻，均一气呵成。尼采赞成青年斯特林堡的观点，认为两性间的战争状态是生活和婚姻的基本法则。后来，他们俩人成为了观点相近的朋友。1889年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座实验剧院，揭幕之日上演了斯特林堡自然主义剧作的典范《朱丽小姐》。 该剧杰出的地方既不是朱丽性冲动的神秘性，也不是让这个男仆往身上爬的渴望，而是两者混在一起的方式。斯特林堡对《朱丽小姐》也有抱怨，是由于他妻子西里·冯·埃森饰演的朱丽，因为她把后者演成了一个烈士而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男人憎恨者。 斯特林堡与传奇女性莎乐美的关系是暧昧的，在他眼里，后者是一个艺术行为女性。

       当时是1893年，在柏林有了第二次短暂婚姻的斯特林堡，一年后前往巴黎与她相遇。在公众看来，斯特林堡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是激进的，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却是保守的。他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直持嘲笑态度，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明显的对女人的厌恶。他在《结婚》一剧前言谈及女人和男人的权利，充满对女性的偏见，“两性之间会产生友谊吗?友谊能持续下去吗?只能说是表面的，因为两性间天生彼此为敌;‘+’和‘-’永远是矛盾的，正电和负电是敌对的，但又要凑在一起，互相弥补。只有在兴趣大体相同和看法大体一致的人之间才能产生友谊。”虽然这么说未免残酷，但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使斯特林堡有了创作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悲剧性的婚姻塑造了他的戏剧品格，使他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偏执和疯狂，毫不顾忌现实与道德的成见。 斯特林堡完全是害怕幸福的人，另一个深层原因是，他还恐惧潜在的自己有成为同性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