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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依依信念如炬:记王树声大将的夫人杨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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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11-07
核心提示:  杨炬,1921年11月出生于湖北南漳县,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42年9月毕业于延安医科大学。1944年和王树声大将结婚。历任延安中

 

 

  杨炬,1921年11月出生于湖北南漳县,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42年9月毕业于延安医科大学。1944年和王树声大将结婚。历任延安中央军委门诊部、延安中共中央门诊部、延安中央医院、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卫生部、晋冀鲁豫中央局卫生科医生,湖北省军区卫生所所长、卫生科副科长,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医政科科长,军事科学院门诊部主任,公安后勤部卫生处防疫科科长,北京304医院副政委、副院长。1983年离休,现为解放军304医院顾问。

  杨炬老人的住所很好找,记者走进解放军报社的大院没有问一个人,就在西南角很顺利地找到电话中所说的那幢“灰色的老式平房”——王树声大将的家仍旧是在这原解放军总军械部大院的一角。

  一位身着朴素的老人拄着拐杖精神矍铄地走了出来,她就是开国元戎王树声大将的夫人杨炬。杨炬,本名杨宗珍,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杨吉僧是位中学美术教师。她家在当地也算一个大户,兄弟姐妹有10人,她在女孩子中排行老二。

  在局外人眼里,杨炬的童年,不愁吃穿,不缺书读,是无忧无虑的;可又有谁晓得,从稍稍懂事起,她那稚嫩的心灵,就受到痛苦的折磨,只因信奉旧礼教的父母,早早就包办了女儿的终身大事,给她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对方是一个地主家里的少爷。性格倔强的杨炬死活也不答应。

  1935年5月,杨炬考入了襄阳省立第五中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炬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群情激昂,整天议论着民族危亡、时不我待的话题。当时,有同学主张参加政府或民众抗日团体,也有同学想投奔延安。学校里有位思想进步的历史教师,经常在课堂上或谈话中对学生讲授一些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情况,还介绍大家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其他救亡书刊。杨炬深受熏陶,眼界大开。

  1938年暑假,17岁的杨炬中学毕业了。为了抗日,她毅然决定与同窗好友金宇结伴,投奔早就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杨炬的这一有志之举,受到倾向革命的胞兄、原西南联大学生杨宗权的全力支持。杨宗权当时正在陕西凤翔,参加了一个抗日团体,曾给杨炬介绍过一些延安编写的进步书籍,并极力支持她投奔延安。他怕年幼的妹妹主意难定,还专程请假回来,把杨炬和金宇带到武汉,并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又护送她俩到了西安,指引她们去延安的路,并约好随后在延安见面。于是他先转回凤翔,不料国民党军队封锁了边区,兄妹从此再也没有相会。

  由西安到延安,遥遥上千里,既无火车,又不能乘汽车,沿途风沙弥漫,人烟稀少,只有沟沟坎坎的黄土高坡小路可行,这对两个初出茅庐的女青年来说,确实是困难重重。可是,延安的那一片光明深深吸引着她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经过艰苦的“小长征”,杨炬她们终于到了陕北,她被送入设在栒邑看花宫的革命干部摇篮——陕北公学分校三十八队,学政治、改造思想、进行军事训练,4个月后,又被组织送到卫生学校(后改为延安医科大学)学习医疗专业技术。学习期间,杨炬于1939年3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9月从学校毕业,当了医生,分配到中央门诊部。

  然而,生活不总是风平浪静的。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运动后期是“抢救运动”。杨炬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这个虔诚的年轻的革命者,竟被列入“抢救对象”,在大小会上,受到轮番追问,什么“你哥哥既然送你们到西安,为什么不一起来延安?”什么“你既然是地方家庭千金小姐,为什么会参加革命,是否有政治目的?”这些莫名其妙的无理而又可笑的问题,一度令杨炬十分委屈、气恼。她的家庭出身、本人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经过,早在投奔延安和入党伊始,都已经毫不隐瞒地向组织上作了交代,为何而今又成了问题?最终,她依靠坚定的革命意志,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

  也就是在这一年,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奉命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被分到中央党校学习,任军事队队长。在这里,他结识了杨炬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在同志们的努力牵线和撮合之下,在王树声的“猛烈攻击”下,门诊部的“一枝花”终于被“大土包子”“俘虏”了。

  1944年中秋佳节前的一天,杨炬结束了巡回医疗,回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王树声就拉上杨炬来到了西北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欢天喜地叫警卫员泡茶、拿月饼、端瓜子招待他们。

  在闲谈中,得知杨炬是湖北南漳县人,贺龙摸着胡子,笑呵呵地说:“小杨,长征前我在湘鄂西根据地的那阵子去过南漳,湖南湖北,分南北而饮一湖水,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所以,我算得上是你的娘家人哟。哈哈哈!”徐向前接过话头:“我在鄂豫皖呆了好多年,麻城又是我的管辖范围,树声一直跟着我。既然贺老总是你的娘家人,那我也算得上是你的婆家人哟!”徐向前朝贺龙点点头说:“我看呀,今天我们干脆就在这里把他们的喜事给办喽。亲家,你说呢?”

  在一旁的与王树声同在中央党校军事队学习的陈赓,见此情景,一蹦三跳地跑到室外高处,双手卷成喇叭筒,大声地嚷着:“陈氏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王树声和杨炬今晚要结婚喽!大家快来贺喜呀!”

  婚礼就在西北联防军司令部里举行。徐向前把自己的卧室让出来,作为这对新人的“洞房”。两位老总亲自“指挥”身边的工作人员,办酒菜,布置新房。王树声的许多老战友也纷纷前来向他们表示祝贺。

  就在王树声和杨炬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亲自点将王树声,要他率领一支部队南下中原,创建豫西抗日革命根据地。于是,王树声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杨炬,跨上战马,直奔中原。临别时,杨炬默默地为王树声准备随身携带的衣服用品,并细心地把一些常用药品装在了行李中。在分别的日子,杨炬把对亲人的思念、祝福、支持,化成巨大的力量,工作、学习得更加勤奋、更加出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又一次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王树声率由第一纵队的第二、第三旅共9000余人组成的南路军从光山县泼陂河经鄂中向西实施突围。为减轻负担,突围前,部队已安排伤病员及许多老弱妇幼人员主动转移。怀着6个月身孕的杨炬,也属先遣之列。可她执意不走,理由是自己身体不错,能跟得上大队行动;再者,她身为军医,有责任在突围途中抢救伤员。

  杨炬回忆说:“困守中原和中原大突围,我是身经其事、身当其时,与他患难与共。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之下,军区部队缺衣少粮,没有饭吃。我身怀有孕,当时他已是40岁出头,要当爸爸很难得。但他深知,国民党军30万重兵包围,冲出去是一场恶战。我如果挺着肚子行军,对于他的指挥行动和我从事战场救护工作,都有诸多不便。他便与我商量打胎,说,战事在眼前,我不能关照你,是场恶仗,我们还是放弃这个孩子,等条件好了多生几个吧!”王树声说得轻声细语,但杨炬从他说话的声调和流露的眼神中看出,他下这个决心是痛苦的、也是坚决的。

  两个警卫员不忍心40多岁的司令员没有孩子,暗中合计出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用自采的野草替换打胎的中药煎了让杨炬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才这样保住了。

  于是,杨炬冒着枪林弹雨随部队一起突围。期间,敌人前堵后追,每天枪炮声不绝于耳,这使杨炬深深感到,自己身孕沉重,双脚浮肿,行动不便,组织上总要派人照顾自己,如再勉强留下,势必拖累大队,尤其会使重任在肩的丈夫分心。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她还是听从了领导上和王树声的劝告,忍痛离队,化装转移。这年深秋,杨炬终于回到了解放区,到达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11月2日,杨炬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她为这个孩子取名鲁光。还没等婴儿满月,军部就要转移,杨炬只得带着他随军至沂蒙山区。不久,又辗转到华东,最后到华北太岳解放区山西晋城,在这里终于和由鄂西北苦战归来的王树声又一次团聚了。

  本来,王树声这次是经党中央批准回后方治病休养的,完全可以和妻儿一起过过比较安逸的阖家团聚的日子。但是没过几个月,一听说全国战略反攻开始的消息,王树声就坚决请求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再次南下大别山。此时,两人的孩子尚小,杨炬又再次怀孕,很需要丈夫照料,但深明大义的杨炬,还是饱含热泪,又送亲人出征了。

  1949年4月,王树声得悉中原局准备让他到广西军区任副司令员并指挥剿匪后勤部,就找到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说:“我是大别山的儿子,现在全国大部分解放了,可大别山的父老乡亲们还在那里受苦受难,我只有回到那里同他们并肩战斗,剿灭土匪,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才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到大别山不为别的,只为‘还账’!”

  中原局最终同意了王树声的请求。后来,王树声在紧张的剿匪工作中累倒了,持续高烧不退。

  湖北军区为了保证王树声的身体健康,派来医术精湛的医护人员,其中就有杨炬。军区领导派杨炬来的目的,一是给王树声治病,二是由她劝说王树声暂回武汉休养。然而,杨炬不但没有说服王树声,反而被留下来了。这样,王树声一边治病,一边指挥剿匪作战。杨炬回忆说:“与此同时,我们两岁多的大儿子鲁光患中毒性痢疾,发高烧,我心急如焚,赶紧送他去住院才抢救了一条命。这时我还怀着老二,反应特别重,这些他完全顾不上,他说——剿不灭土匪,我决不下战场!”

  生生死死,分分合合,霜打色愈浓。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王树声和杨炬就是这样匆匆相聚又急急离别,时别时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开始真正过上了团圆的日子。

  终于盼到了全国解放,生活安定、工作惬意、家庭和美、儿女长进,这一切都给杨炬带来无限温馨。杨炬曾在湖北省军区门诊所、卫生科等卫生部门工作过。她从没有计较过职位高低,总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尽心尽力地工作。

  1958年,部队搞正规化,一大批女同志从部队下到地方。杨炬被分配到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任防疫科科长。杨炬每天都和科里的同志一起下到基层企业、街道居民区检查卫生,搞防病治病。后又调到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任门诊部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军科院第二副院长的王树声,受周恩来的委托,为维护军科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时,在解放军北京304医院任副院长的杨炬,却被造反派点了名。张贴在医院里的大字报上说她有“历史问题”,还说“杨炬在中原突围时肯定被捕当了叛徒,是名漏网的叛徒”。

  杨炬心里非常痛苦。

  1968年夏季的一天,王树声也被军科的一伙别有用心的造反派从家中“揪”走,造反派把他打成“走资派”、“老反革命”,野蛮批斗。丈夫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功绩赫赫,今忽遭这等横祸,怎不叫杨炬痛心疾首?在那段极其艰难的日子里,王树声和杨炬这对患难夫妻,不畏强权,相互鼓励,终于迎来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灭亡。

  正如她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杨炬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尽管屡经风霜,备受磨难,但她的心里始终燃烧着的那支充满理想光焰的革命火炬,不断指引着、鼓舞着她坚强而勇敢地前进在生活的道路上。

  杨炬共生有三子一女:长子王鲁光,出生在沂蒙山区;二子王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王建初,出生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之初;小女王四毛,出生于1955年。王建初在部队当兵不久,头痛难眠,精神恍惚,写信要回北京治病,王树声误以为他“太娇”而亮起“红灯”,两年后,落下“精神抑郁症”的病根;王四毛最初在北京某部长途台当通信兵,后被安排到一个边远的山野农场养猪、种田进行锻炼。长子王鲁光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结婚前4天突遇车祸,脊椎撞断,再也站不起来了。回想起长子不幸被撞成高位截瘫,杨炬禁不住老泪横流……

  1973年3月5日,王树声因胃时时发痛而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杨炬回忆说:“起初因医疗设备不好,当胃病治的。”老人记得很清楚,这年6月12日,经北京医院胃镜检查确诊,他患的是食道癌,并到了晚期。当杨炬听到这一消息,不啻晴天霹雳。为了瞒着王树声,杨炬在他面前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悲痛,脸上强装出笑容。然而,历经枪林弹雨磨炼的王树声,从妻子那不自然的笑声中明白了自己的病情。他平静地劝杨炬不要难过:“癌症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去见马克思嘛。有那么多的老战友都去见了,也该轮到我了。”

  “我不是怕死,我已经死过好几回了。”将军抹去眼角的泪水说,“我是放心不下这个家,对不起你呀!”王树声知道,一旦自己离去,家庭这副重担就全落在妻子的肩上。

  一天下午,304医院的领导干部到301医院听取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身为304医院副院长的杨炬因王树声的病情重而请了假,院方便没有通知她。“他知道后,两次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并让司机开车送他从医院赶回来,非要我同他一起去医院开会不可。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还要为党工作,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怎么能缺席呢?”王树声在病重期间,在政治上关心自己,让杨炬永世难忘。

  渐渐地,王树声的病情进一步加重。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弥留之际,他诚恳地对杨炬说:“我死后没有别的要求,请把我的骨灰洒到我的家乡麻城。让我日夜陪伴着长眠在那里的战友、我的父老乡亲吧!”杨炬握着王树声的手,泪如泉涌,泣不成声:“老王,我记住了……”王树声对故乡湖北麻城这块红色土地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

  1951年8月,中央组织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到老苏区慰问,王树声担任鄂豫皖分团团长,第一次回到了他渴盼已久、魂牵梦绕的故乡。他热情慰问革命老战士和父老乡亲,挨门挨户访问烈属,深切关心老区建设。当慰问工作快要结束返京的一天,他站在一条小河岸边怅然若失,忽然激动起来,穿着皮鞋趟进了齐膝深的河水,跌跌撞撞地向河对岸奔去,在一位老大娘面前长跪不起,拉着她的手,声音颤抖地喊道:“娘!”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位大娘是谁?王树声为何喊娘?又为何长跪不起?他不是9岁就丧母了吗?从杨炬口中记者得知,原来这里面有一段春秋时期赵氏孤儿李代桃僵般的革命传奇故事。这位大娘就是麻城顺河西张店街的“红军干娘”周家姆,1928年5月的一个深夜,周家姆劳动了一天,浑身酸痛,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突然,从寸腰石的方向传来“叭叭叭”的枪声,接着狗叫声四起,敌人一个营将村子包围得水泄不通!紧接着就听到街两头的喊声:“抓住王树声赏大洋两百!” 已跑到周家姆家附近,正在进退两难困境的王树声,借着微光,看到周家姆举止安详地靠在门框边向他招手。周家姆什么话也没有说,一把将他拉进屋里,又轻悄悄地闩上大门。接下来就发生了春秋时期赵氏孤儿的活版故事,周家姆的亲生儿子政道被当作王树声抓走了。

  杨炬说:王树声回到久别的故乡,念念难忘周家姆,他找遍了麻城张店街,也找遍了顺河集区,都打听不到周家姆的下落。周家的房子早已被敌人烧了,有人说周家姆外出避难了,还有人说周家姆被匪军杀害了。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重。周家姆3个儿子都不在人世了,大儿子政道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就被敌人处决了,并把他的头挂在一棵大柳树上示众,二儿子跟王树声参加黄麻起义时牺牲了,三儿子在长征路上被张国焘杀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孤寡老人。将军的心被刺痛了,他曾托付县政府无论如何要找到周家姆的下落。没想到赤子之心感动“上苍”,机缘巧遇风雨飘摇在外正回家乡的周家姆。很久很久,将军千言万语只化作了一句:“娘,我是国伢,树声!是你的亲儿,是你的政道 ,我养你!”杨炬说:在周家姆的晚年,王树声多次托人送钱送物到她家,还几次委托冯仁恩少将、高志荣少将到家里看望,并嘱托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要照顾好这位“红军干娘”的生活。

  1974年1 月7日9点57分,共和国一颗耀眼的将星陨落了,伴着天空纷纷扬扬的飘雪,一缕忠魂,悠悠荡荡,第三次也是最终回到了他为之生、为之死、为之悲、为之喜、为之恨、为之爱的故乡!

  1994年,家乡人民根据王树声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麻城烈士陵园。杨炬深爱着王树声,深爱着他的家乡麻城,总把自己作为麻城的一员。她发动并组织捐赠了30多万元,兴建了树声希望小学,还多次回访农村孩子的就学情况。她对找她的烈士后代、父老乡亲,总是有求必应。

  这些年来,作为母亲的杨炬的确很坚强,所生的3个儿子都有病,特别是长子王鲁光不幸被撞成高位截瘫。接着,相濡以沫的丈夫离己而去,次子去世。这使杨炬心力交瘁。即使这样,杨炬仍清醒地意识到,眼下,自己是全家的顶梁柱,不能倒下。她强忍痛楚,倾力支撑。

  在出任304医院副院长期间,杨炬每天早早地坐着公共汽车,来到办公室办公、开会,每周和科主任、医生一起查病房,一切让她感到很充实。王树声病逝后,组织上并没有要求她什么,她却主动找组织上要求把过去的一些待遇取消掉。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983年,戎马一生的杨炬以副军职干部待遇离休了。杨炬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她喜欢养花养草、画画、练字、舞剑、练拳。她的心态很平和,不爱出头露面,从来不喜欢张扬。

  这位普通而又伟大的女性,她的生命之火一如那燃烧的火炬,照亮了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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