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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红卫兵运动提出10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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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08-29
核心提示:     选自《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作者:刘武生 人民出版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

 

  

 

  选自《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作者:刘武生 人民出版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提出:“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根据这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自始至终是对着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各界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的,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史无前例的严重冲击和残酷迫害。

  然而,“文革”的历史表明,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中自始至终都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尽一切可能地保护他们。正如邓小平所说:“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陈云也说:“他保护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护的嘛!”殚精竭虑保护社会栋梁,无疑是周恩来在“文革”中一大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

  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 “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周恩来确认,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正是基于这种估计和认识,周恩来在“文革”中都想方设法尽力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全会讨论这个关于“文革”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时,周恩来同陶铸等同志商量,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等提法,并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其中关于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条文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些修改意见被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吸收。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革”风暴迅猛刮向全国各地。在“造反有理”、“破四旧”等口号的煽动下,大批红卫兵冲向社会,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肆意侮辱、打骂、抄家、揪斗,制造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严重事件。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力图加以制止。

  1966年9月2日,他草拟《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10条要求。其中有:“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等。9月10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不能一切都反。”他说:“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符合实际,多数还是好的。要注意政策。”①

  周恩来认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因而他在“文革”中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1967年1月22日,在他得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的噩耗后,心情十分沉痛。他悲愤地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他要求公安部报告张霖之遗体解剖结果。后来,他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还多次讲过张霖之惨遭迫害致死的事情。有一次,他眼含热泪,手里拿着张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还说过:“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

  随后不久,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有关规定。

  为了制止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违法乱纪行径,保护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周恩来提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政策,并认真进行政策宣传、教育。首先,周恩来要求红卫兵和造反派注意政策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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