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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被人提及的朱德妻子贺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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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11-27
核心提示: 从贺芝华其人说起 笔者曾无意间观看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个访谈节目,内容是关于朱德元帅的,其中朱德的女婿刘铮在述说妻子(即朱
    从贺芝华其人说起
 
    笔者曾无意间观看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个访谈节目,内容是关于朱德元帅的,其中朱德的女婿刘铮在述说妻子(即朱德的女儿朱敏)的身世时提及:朱敏的母亲是贺芝华,朱敏1926年4月出生于苏联,小名“四旬”,因为那年朱德刚好40岁。此后朱敏长期在外婆家寄养,而朱德于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回国,与贺芝华就此分离。1940年朱敏抵达延安,始与父亲团聚——至于贺芝华,节目中再也没有提及。(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孙红雷扮演的中央特科人员杨立青,身手不凡地除掉一对叛徒夫妇,其中被打瞎一只眼的女叛徒的原型,就是贺芝华——编者按)
 
    在中共历史上,叛徒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不仅对中共党组织产生过极大的危害,也对全体党员和革命者有潜在的负面作用。于是,对叛徒的处理也就十分严厉。如笔者不久前看到的一本新书——《十五个叛徒的最后结局》,描述了中共历史上15个顶级叛徒叛变的经过和下场。对于曾参加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人来说,如果在档案中有曾是“叛徒”的污点,那是等于判了“政治死刑”。当然,如果一些重要人物的社会关系中有人是“叛徒”的话,就可能采取“为尊者讳”的处理办法——如上述的访谈节目,之所以很少交代贺芝华此后的历史,就是避免因陈述曾是叛徒的贺芝华而有伤朱德的形象。不仅凤凰卫视,几部记录朱德史实的重要书籍也多作如是处理。
 
    笔者治史,颇喜追根究底,并力求揭示真相,遂有以下考察,并确信:以下的陈述,并不会有损朱德元帅之光辉形象,反可彰示历史之复杂与中国革命之艰巨,以及大浪淘沙的恢宏历史场景。
 
    【肖菊芳、陈玉珍】
 
    朱德早年的几段婚姻,是中国妇女苦难历史的浓缩。
 
    在家乡四川仪陇时,为了反抗世俗的娶有钱人家姑娘可得一笔陪嫁的风气,受新思想影响的朱德发誓要与受过教育的女子结婚。多次拒婚后,他离开家乡,前往成都报考了一所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秋,朱德投笔从戎,赴云南讲武堂,在此期间娶了一位昆明师范的女生,即芳龄十八的肖菊芳。
 
    肖菊芳是朱德在滇军中一位朋友的妹妹,出生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一个诚实且思想进步的姑娘,没有缠足。当时朱德已是云南讲武堂的青年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少校的婚事。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到肖菊芳家拜访,肖马上就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产生了好感,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不久,朱德同肖菊芳结婚了。婚后的肖菊芳仍住学校集体宿舍,朱德也依旧住在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他们只能在星期天团聚。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一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肖菊芳已经怀孕,也许是思念丈夫,朱德出征后不久肖菊芳就坐着轿子来到四川泸州,租了一所住宅,与朱德住在一起。9月底,肖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即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据说孩子出生数月后,肖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久就去世了。不过,另据《朱德年谱(新编本)》记载,肖菊芳是在1919年6月24日去世的,当时朱德哀痛之余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草草姻缘结乱年,不堪回首失婵娟。枪林弹雨生涯里,是否忧惊避九泉?”
 
    正所谓“草草姻缘”,朱德带兵转战各地,肖菊芳还在云南时(《朱德年谱(新编本)》之说),朱德已在四川另有家室。又据说:肖菊芳病逝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也就同意了。参加护法战争后,朱德由另一位朋友自荐其妹,娶了一位“老姑娘”,即21岁的陈玉珍(贞)。陈玉珍(贞)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风度,而最吸引朱德的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陈玉珍(贞)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四川南溪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据说还参加过反清、反北洋军阀的活动。这对夫妻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读书、音乐、莳花,陈玉珍(贞)此后虽没有生育,却对朱德亡妻的孩子视若己出。与陈的结合是朱德参加中共之前最浪漫和温馨的岁月了——在那穷兵黩武的年代,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地许多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常到朱德的寓所聚会,他们研究中国的社会,探讨关于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的问题,为此陈玉珍(贞)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及民族平等的宣言等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此外,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贞)还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孙子》等大量古典书籍,其中有许多还是珍贵的清刻本典籍,为此她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并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成为朱德平日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朱德在这里大量地阅读,后来其中的一些书由泸州市图书馆收藏(大致有1500多册),上面还保留着许多朱德读书时的批语。后来朱德曾回忆与陈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他说:当时“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多数人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她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中国元帅朱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这种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当时朱德虽从滇军的团长、靖国军的旅长升至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和警察厅厅长,但他寻求中国出路的心思愈来愈重,不甘心困守在小家庭生活中。1922年9月,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邀他到重庆作客,于是朱德告别了妻儿,离开了南溪。不久后,朱德与好友孙炳文一道离开四川前往上海。然而,在上海,朱德被陈独秀视为“军阀”,被拒绝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朱、孙二人又从上海起程,搭乘法国轮船,前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从此,朱德和留在四川的妻子陈玉珍(贞)再未见过面。多年后朱德已成为红军的总司令,还和陈偶然通过书信。《朱德自述》一书收有“太行前线寄家书”,即朱德给陈的三封书信(如1937年11月朱德在山西昔阳战线的回信等,信中朱德表示自己已不能再照顾他和陈组成的家庭了)。这桩婚姻事实上早就“死亡”了。
 
    【贺芝华的出现与消失】
 
    在陕北时,朱德曾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夫人韦尔斯谈及自己的婚姻,即参加革命前有两次婚姻,参加革命后也有两次婚姻,未提及在欧洲时与贺芝华的结合。
 
    原来,1922年9月,朱德36岁时赴欧洲,在法国与周恩来会面,并在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5月,朱德又转往德国,当时与朱德在德国旅居的中国同志,还有徐冰、李大章、刘鼎(阚尊民)、欧阳钦以及章伯钧、高语罕、郑太朴、谢唯进等。张申府与美国女学者舒衡哲谈话中提及那张著名的8人合影,张申府介绍说:“最右边坐相有点不自然的是朱德,蓄平头,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服。面对朱的是一位漂亮的少妇陈玉珍,(是)朱当时的妻子。”(《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张申府误把贺芝华当成陈玉珍(贞)了,因为陈根本没有出过国。(这个错误或许是舒衡哲的误写)至于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的合影照:最左边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面对朱德的,正是那位漂亮的少妇,也即当时朱德的妻子贺芝华;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那位双手抱起、面呈怡然笑容的则是章伯钧。当时这些人都要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的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此后,朱德和贺芝华生有一女,即朱敏,通过照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对母女在外表上十分相像。朱敏后来在回忆文章中略微提及其母,如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朱敏写道:“……这之前,爹爹和母亲贺治华刚刚相识,母亲也将随同到德国留学”,至于自己的身世,她又说:“……1927年夏天,她(贺治华之母)让我姨妈从成都万里迢迢赶到苏联边境,从我母亲手中接过不到一岁正在患病的我”,“小时候听外婆告诉我,1926年4月我在莫斯科出生的时候,爹爹这年正好40岁”。此外,就几乎没什么进一步的描述了。
    据说朱德和贺芝华相识在上海,后一起到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当时哥廷根还是很小的城市,只有4万人,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夫妇住在文德路88号。当时朱德还常去柏林会见同志。11月,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共产党,至1925年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也有贺芝华。大概到了苏联之后,两个人有了分歧,据说贺芝华移情别恋,与留苏学生霍家新走到一块去了。霍家新(一说何家兴)也是从西欧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的中国青年,而且远较朱德年轻。1926年5月朱德返回上海。
 
    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长江局书记、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上海租界被捕——向巡捕房告密的奸细,正是霍家新、贺芝华夫妇。当时霍家新是罗亦农的秘书,他因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不遵守党内秘密工作纪律,曾几度被罗亦农训斥,乃心怀不满。加之这对夫妇认为革命太苦,自己又掌握大量党内机密,以为奇货可居,遂与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接洽,向一位帮办交涉,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350多名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元和护照,租界当局当即答应。此后,他们先报告了罗亦农的地址,4月15日上午罗亦农被捕,不久即被杨虎枪杀于上海龙华。
 
    关于罗亦农一案,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维汉(即罗迈,时为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巡视员)曾有详细回忆,他说:“他(罗亦农)的被捕主要是贺稚华出卖的。贺稚华夫妇原来在瞿秋白那儿住机关,瞿秋白住在楼上,他们住在楼下,伪装成二房东,晚上两人总是吵得很厉害,这样就把他们调到新闸路看机关了。新闸路机关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来查清楚,贺稚华早就和巡捕房联系,预先作了布置,当时听说贺稚华出卖罗亦农的代价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们出国。罗亦农去后,贺稚华就以打开水为名,叫她丈夫何家兴报告了巡捕,巡捕就打电话给巡捕房,说罗亦农来了。何家兴回来后就躲了起来,贺稚华在楼上。后来来了两个懂德文的巡捕,贺稚华在德国住过,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们打招呼说话。巡捕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和山东省委书记吴××。贺稚华、何家兴没有被捕走,抽屉中党的文件也没有被抄走。后来特科的同志到他们那儿去,贺稚华说,来的巡捕懂德文,我骗他们说,我们是搞翻译的,那些材料是我们的译稿,用来卖钱的,德国人不懂中文,我就这样把他们敷衍过去了,所以没有被捕。其实,当时我们已经通过内线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装作不知道。以后,我和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把他们干掉。在秘书处楼上我和特科同志接了头,作了布置。为了使贺稚华、何家兴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怀疑,我派人告诉他们,新闸路不能住了,要他们先搬个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暂住。南京路上有许多大铺子,有的底下两个大铺面中间还有个小号子,楼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几个后门。我们就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地方,一个小楼梯上去,上面是个客栈。我约他们在那儿见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楼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万一有事,可以掩护我从后面跑掉。我到那儿,他们已经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阔气,有个大客厅。见面后我说了些应付的话,说你们受惊了,还是要躲一下,另外找个房子住,要他们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诉某某同志,还给了他们一些钱。因为我是亲自去的,他们就相信组织上没有怀疑他们,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这个人就是特科的人。罗亦农被捕后,我们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久罗亦农就牺牲了。罗亦农牺牲后,特科派人去惩治叛徒。当场把何家兴打死,贺稚华受了伤。国民党特务把她转移到医院中去治疗。我们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打死,但特务在医院中防范得很严,没有办法下手。‘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怀疑罗亦农的牺牲是我设的圈套,是我的一个阴谋,要我交代,把过程都讲了,以后没有再追问过。但他们进行了调查,后来告诉我贺稚华还活着。”(《李维汉等回忆罗亦农》,金再及整理,原载《百年潮》2002第6期)
    郑超麟也记述了惩处叛徒的经过,他说:“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邓希贤就是邓小平,结合李维汉的回忆,显然,处决霍家新和贺芝华这对夫妇,是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共同决定的。
 
    罗亦农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被捕和遇害是中共历史上的大事,于是造成他落网的叛徒也就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对象。不过,或许是贺芝华特殊的身份,迄今记述这桩事件的读物皆语焉不详,或失之于略,只有曾在欧洲游历并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世纪老人郑超麟(因“托派”问题长期被关禁,至实行改革开放始出狱,看到了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的解体,可谓“笑到了最后”)的回忆录和《怀旧集》中有此事的回忆。对于出卖罗亦农的叛徒,郑超麟写道:事后,“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得知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这样,“霍家新夫妇”,以及“原是朱德的爱人”的“贺子华”,才被人们所粗知。叶永烈的“纪实系列”作品中有一册记叙中共早期历史的《红色的起点》,其中也提到了这段往事。叶永烈说到出卖罗亦农的叛徒,“这一男一女都是四川人,男的叫贺家兴,女的叫何芝华,曾是朱德的妻子”。
 
    所谓贺芝华或贺治华、贺兴华、何芝华、郝稚华等等——终于浮出水面。有人还特意查阅了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在档案(全宗号530,目录号2,卷宗号1)里,记载有1925年9月4日中共旅莫支部的一次会议记录,内容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其中留在东方大学读书的,第一人便是霍家新,第15人是“贺治华”。此外,中共的早期档案中,也有一份1927年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贺治华、周秀珠是妇委委员。这都说明了当年“贺治华”的身份。 1929年底,朱德又与农家姑娘康克清结合了。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一户贫苦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作了“童养媳”。康克清15岁就参加了妇女协会,后又参加“万安暴动”,因暴动失败,被迫离家出走上了井冈山,不久结识了红四军军长朱德。1929年3月,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在部队休整期间,妇女组组长曾志(后成为陶铸夫人)找康克清谈话,传达组织的意见,希望她能与朱德结合。康克清却以为自己“论年龄,论水平,论文化,论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了”,婉言谢绝。后来朱德同康克清谈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论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是很有前途的同志。希望你能同我结婚。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这不会妨碍我们。结了婚,我会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康克清终于答应了。那时她只有18岁,而朱德已是43岁的中年男子,为此康克清还经常偷偷地流眼泪。不过,后来她和朱德却成为中共元老中的“模范夫妻”,正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所说:朱德最后的婚姻,使“他找到了这位终身伴侣,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可以同甘共苦的妇女”。而在另一位美国记者斯诺的眼中,朱德夫人仿佛是美国西部的一个“牛仔”:“这位夫人是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的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身体壮实,作战勇敢。”
 
    康克清陪朱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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