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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少夫坎坷结合 陈明:丁玲值得我用一生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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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11-27
核心提示:  陈明是丁玲的研究者,也是丁玲最后的爱侣。他们在延安相逢,在西战团艰苦而又紧张的战斗生活中相知相爱。丁玲和陈明的关系,
   陈明是丁玲的研究者,也是丁玲最后的爱侣。他们在延安相逢,在西战团艰苦而又紧张的战斗生活中相知相爱。丁玲和陈明的关系,在延安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资历,一个是年龄。最终他们还是历经磨难,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结合了。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我与丁玲五十年》是陈明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与丁玲的坎坷结合之路,也为研究丁玲提供了宝贵资料。作为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陈明强调说:“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
 
  1 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
 
  到马列学院后,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柯仲平问我说: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行吗?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电车碰到这样的女孩,我也不让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不讨厌就行,关键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非常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陕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长,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地位”这个概念。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
 
  2 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西战团回到延安后做汇报演出时,我在前台主持,观众席上有留守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他向中央指名要干部,把我要去了,让我当宣传大队长,也是总社社长。烽火剧社是个总社,留守兵团下属各个旅、团的文工团员,都送到这里轮训。文工团员都是部队的文艺活跃分子,我把他们按艺术种类分成不同的班进行培训,原来是按照班排编制,我到职后改为按戏剧、歌咏、美术、写作来分组。我原以为自己了解部队,能够适应部队的环境,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我所想。部队知识分子少,在烽火剧社这样一个工农成分比较多的部队文工团里,像我这样多多少少感到吃不开,受歧视,容易受排挤。
 
  我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叫席萍,鲁艺毕业,搞音乐的,也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时对我很好,那时我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她则没有,于是我们俩开始好起来。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我们玩笑,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我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如实讲了我对丁玲的同情,觉得她岁数不小了,又是那么一个好人。1940年秋,剧团在陇东庆阳,我和席萍结了婚。  3 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
  1938年,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是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我觉得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容易,怕他尿炕,夜里得喊他起来小便,他睡得正熟,有时虽然站起来了却好像还在梦中。我那时才20岁出头,尽管喜欢孩子,可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有时也顾不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到一个班里,那个班的好几个小学员后来成为名演员。祖林跟他们在一起,过起真正的部队生活,冬天早晨起来,围坐在木炭火炉旁,祖林就给其他的孩子讲故事,讲《三国》、《水浒》,连裹腿烤着了都不觉得。排练合唱时,祖林就当小指挥。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
 
  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祖林现在是离休干部,他参加革命的年龄,就是从烽火剧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来去苏联留学,学潜水艇制造,回国后因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响,不能搞潜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调到北京的中国船舶总公司。后来祖林对他母亲和我的结合似有所不满,但我泰然处之,对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对我一直很好。
 
  我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对她的打击很大,当时就有好朋友对我说,丁玲听说我结婚了很痛苦。为这事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应该事先跟她商量,也许那样就不会发生与席萍结婚的事。这不是说席萍不好,而是我考虑不周。
 
  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吵着要走,要求回马列学院。部队领导不同意。后来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是胡考、方纪在那里筹办,没有职务名义。洛甫、萧三对我说,你去当副主任。这时席萍已经怀孕。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三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和,要求离婚。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医院院长是我在马列学院时的一个同学,我告诉她说我要和席萍离婚,请她协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分手时我说,孩子给我吧,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做化验员。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时她已经结婚了,爱人也在中央医院,搞化验,也姓陈。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她还是不同意。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而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
 
  4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
 
  全国解放后,席萍他们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见过一面。以后他们又去了广州,仍在药品检验所工作。1983年我听说她有病,和我们的孩子东海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装了心脏起搏器。这两年,东海夫妇来过北京几次,住在我这里,照顾我的身体,东海还参加了当年洛杉矶幼儿园师生的一些活动,东海幼年时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与李铁映、杨勇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好朋友。东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他们,小东海说: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望罗烽的母亲罗老太太。当时我们一排四个窑洞,分别住着高长虹、罗烽的母亲、张仃(后来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丁玲。丁玲对罗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陈云同志,丁玲告诉他我们结婚了,陈云同志表示祝贺,说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
 
  丁玲对于她的历史,都很坦率地对我说,我也从没有对她的政治身份有过怀疑。她曾对我说,在南京时她得了伤寒,大病一场。住在医院里,田汉、阳翰笙两人去看她,她听见他们在外面的说话声,她知道他们也被捕,在南京演了戏,她很痛心,开始不想相见,怕徒增双方的难过,后来还是让他们进了病房,坐了5分钟。他们叫她“冰之小姐”。从这件事我就判断丁玲在南京没有叛变,她不忍相见,说明她对同志的感情。所以后来几次运动中,我都站出来为她辩护。1956年审查丁玲历史时,陆定一、周扬他们说丁玲被绑架后开始还有斗争,后来就没有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丁玲在南京时始终在同敌人斗争,如果她有过动摇,就不会逃离南京。
 
  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我不能错了一次还错第二次。丁玲是值得我去爱的,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值得我终生帮助她。丁玲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我们新婚后,没有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她说,我没有当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
 
  5 祖林从不喊我叔叔,总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
 
  我们是反封建的,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也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们都有了孩子,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烈士的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也都是我们的后代。我对祖林、祖慧也视若己出。1944年祖慧在延安得了一次猩红热,她往日都住学校,开始两天发烧是在我们窑洞里,一天,有位医生来我们这里,谈话间得知还有个小病人,一检查,要我们赶紧送医院。我立即抱着她去医院,丁玲跟在后面。几天后祖慧出院,但还需要继续隔离,只好把她安置在山上单位的空窑洞里,每天想尽办法为她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们结婚,祖林虽小,似乎不乐意。我每次陪丁玲到安塞幼儿园和保小去看他们兄妹时,都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孩子们不愿见,不叫妈妈,假日接回家也不肯回,宁愿呆在学校里,和同学小朋友在一起。祖慧也明白,丁玲去幼儿园看她,幼儿园的阿姨让她叫妈妈,她就是不叫。祖林从不喊我叔叔,总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直到解放后他去苏联留学,写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想还是应该喊叔叔。”这是他的主动,我觉得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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