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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刘少奇夫妇凶手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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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11-09
核心提示: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将谢富治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那么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将谢富治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那么,谢富治是如何从一位开国上将堕落为反革命集团主犯的…… 
  谢富治曾是开国上将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谢富治当时身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工作重心已转移到地方。时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授衔工作的宋任穷在其回忆录里说:“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个因情况特殊授予军衔外,其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将谢富治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那么,谢富治是如何从一位开国上将堕落为反革命集团主犯的? 
 
春风得意的谢富治 
  抢先批邓“受重用” 
  谢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出身贫苦,当过木匠。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前曾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个诚实谦虚的人。1959年9月,谢富治调任公安部,接替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一直到1972年3月,是建国以来担任此职最长的一位。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谢富治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严厉指责了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措辞十分激烈的讲话,翌日更是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严厉指责刘少奇,并涉及到了邓小平。这个弯子转得太急了,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邓二人。 
  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十分活跃,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邓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了。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高度称赞谢“批得好”,并对陶铸没有把谢富治的发言列入会议简报而只是小范围印发极为不满。此后,在“批邓”中立了“功”的谢富治开始受到江青的重视,并受到“重用”。在这次会议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说:刚开始时,谢富治还经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后来陈伯达对谢富治说:“江青同志批评你是爱护你,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有了陈伯达这句话,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让谢富治参加了。谢富治还得意扬扬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傅崇碧(谢富治此时还担任着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邓问题上,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说:“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在当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谢富治的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就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涌向大街小巷。 
  从1967年起,由于谢富治的“突出”表现,他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办事组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1971年1月,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自周恩来起到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王光美寄托哀思――应该每个人都会被感动吧! 
  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在“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人迫害老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谢富治都非常卖力。1967年2月,谢富治参与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 
  从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发言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获得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这也使谢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当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时,谢富治成为找徐向前谈话人之一。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于是,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本来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谢富治是除了周恩来之外惟一一个国务院领导成员。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上纲上线,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1968年3月,林彪等人策划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谢富治成了“受害者”。3月24日晚,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林彪在会上讲:“……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这显然是林彪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诬陷之词,谢富治与吴法宪成了“杨、余、傅事件”中的“受害者”。 
  当年10月13日至31日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从组织上完成了最后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及集中批判“二月逆流”。谢富治批判“二月逆流”不甘落后,说:“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国,国务院李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谭震林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应该批判。” 
  谢富治还抢先对陈云“开炮”:“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就作了黑报告反对主席、反对大跃进、反总路线。”“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那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谢富治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谢富治的表现使他继续得到重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林彪事件发生后,谢富治继续成为新的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  夫唱妻和批斗“走资派” 
  1967年8月15日,外事系统的造**派在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策动下召开批判陈毅的预备会。会前,外交系统的一派在外交部门前举行静坐绝食,要求揪出陈毅,称之为“安营扎寨”。周恩来几次要谢富治去劝说学生们离开,以国家外交大局为重。谢富治来到现场,却火上浇油地说:“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这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苦心婆心地劝说“造**派”不要打倒陈毅,要允许他改正错误。谢富治却操纵会议,公开挑动群众把陈毅搞臭。周恩来气愤地当场质问谢富治:“把陈毅同志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谢富治来当?”但谢富治根本不予理睬。 
  批判陈毅的那天,周恩来因外事活动先离开,谢富治就坐在陈毅旁边。造**派批判的口号越喊越响,有人跳上台,抓住陈毅的衬衣举手要打,谢富治对此却无动于衷。坐在台下的一位刚回国不久的驻外大使看不下去了,厉声质问谢富治道:“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仍是装聋作哑。那个动手者却愣住了。警卫人员急忙过来,把陈毅搀到了后台。这位大使气愤地说:“本来我们是一个部队的,谢富治太不像话了!” 
  后来(杨、余、傅事件之前)每次造**派批斗陈毅,周恩来都参加并让傅崇碧也参加。有一次,造**派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陈毅。陈毅问傅崇碧:“今天还有谁来了?”傅崇碧回答:“还有谢富治。”陈毅诙谐而真诚地说:“今天我请客,吃回锅肉,吃饱了好接受批斗。”陈毅请谢、傅二人一起吃饭时坦率地说:“我陈毅,他们让我检讨,我检讨了。他们非要我讲,我就讲。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红四军前委,党内斗争把毛主席搞下去了,报告中央后,我感觉不对,是我把毛主席接回来的。我那时有错误,脑子里旧东西太多,但我不反对毛主席。”傅崇碧说:“你新的东西也不少,在军内外、在老干部里威信很高。‘文革’把我也搞糊涂了,毛主席过去搞运动,清查、批评干部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把老家伙都打倒,我不理解。”当时的谢富治在一旁没有说话,但后来他却向江青告状,说傅崇碧跟陈毅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也影响了他的妻子刘湘屏。刘湘屏也是经历过战争年代洗礼的干部,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中几乎是九死一生。她在“文革”中非常活跃,曾担任过国务院卫生部部长。1967年8月19日,批判谭震林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临时有事离开,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来刚走,刘湘屏就跳上台,直冲向谭震林。她曾在谭震林负责的农林口工作过,谭也算是她的老上级,但现在她声嘶力竭,批判揭发谭震林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满口污秽,捏造事实。她恶语嚣张,讲到“火药味”最浓时,竟然抡臂打了谭震林两记耳光。在她的带动下,台下几个彪形大汉跳上台来,将谭震林双手拧后,搞“喷气式”,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其中一个还将谭震林踩在脚下。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在谭震林看来,一些不懂事的毛头小子侮辱他,自己可以原谅;但对于刘湘屏这样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这样侮辱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 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谢富治起草的这个文件,不仅使人们不能对毛泽东和林彪有一句不满的言行,而且也不能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不满的言行,稍有不满便治以重罪。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组成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联动”打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6次冲进了公安部。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起了400多名“联动”成员,投入狱中。他恶狠狠地说:“‘联动’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致使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也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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