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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去岳父家被惹气 蹲丈人紫檀木椅上解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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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06-04
核心提示:  核心提示:有一回去他丈人家,不知是什么事把他惹翻了,我猜想还是庶出子女的关系,对方大概有人不礼遇他,他一气,蹲到他丈

  核心提示:有一回去他丈人家,不知是什么事把他惹翻了,我猜想还是庶出子女的关系,对方大概有人不礼遇他,他一气,蹲到他丈人家的紫檀木椅上解大便。

  

 

  才气过人而桀骜不驯的青年

  黄侃字季刚,号量守居士,湖北蓟春人,生于1886年。其父黄云鹄,字翔云,以二甲进士而官至四川按察使。在任时守法护民,甚有政声。致仕后应两湖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任两湖书院山长,为诸生传道授业解惑答疑。黄侃九岁时,即每日读经过千字,早慧,人呼为“圣童”。当时,翔云先生应江宁尊经书院山长之聘讲学,黄侃居家读书。某日,家中资用匮乏,母亲命他作书。黄侃于书中告知家事后,又于书末作一诗,云:

  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

  黄云鹄曾署四川茶道,故诗中称此。黄云鹄得书后置于案头。忽一日,黄云鹄密友原山西布政使王鼎丞先生过访,见诗,诧为奇才。即日以女许之,即黄侃原配夫人。

  黄云鹄训导子女是有方的,他得知乡里人呼黄侃为圣童后,即作书诫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治天趣,亦不可忽。”

  诗词文章对培养一个人的素质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古人看重读经研史,目的是走科举之路。而走科举之路是为了将来能定天下,济民生,匡君辅国,做成一番事业。然而若只读经史,心胸气度难免褊狭,且人之气质修养多从诗词歌赋中来。所谓天趣,即指修养,也指人自然生出的天性。

  “借诗文以治天趣”,在那个时代,黄云鹄能注意及此是不易的。天趣不仅培养个性,对黄侃日后深厚的文学修养也起了巨大的影响。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黄云鹄因恶性疟疾卒于家,年八十,黄侃是年十三岁。应该说,其父的故去,对于黄侃的性格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原来黄侃的生母是黄云鹄的侧室,在封建时代,非嫡出子女在旧家庭中的地位可以想见,而在蓟春一带,习俗相当轻视庶出子女。所以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写到:“季刚生十三岁而孤,蓟春俗轻庶孽,几不逮学,故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可以想见,黄云鹄在世时可以多少庇护周氏母子,而一旦奄然物化,黄侃险些连书都读不成,这种习俗与旧家庭的双重压迫,对黄侃的性格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量。

  那么,黄侃的性格如何向极端发展呢?笔者的祖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训诂学家陆颖明(宗达),曾师从黄侃多年并有着较深的情谊,师生间几乎无话不谈。祖父有时在家中缅怀往事,说到黄侃时,道:“季刚先生那可是一位桀骜不驯不拘小节的人。比如他曾对我说,有一回去他丈人家,不知是什么事把他惹翻了,我猜想还是庶出子女的关系,对方大概有人不礼遇他,他一气,蹲到他丈人家的紫檀木椅上解大便。

  又有一回,他去考秀才,在考场里住着时,有一天他瞧见另一个考试的人弄只鸭子,架口锅在那里煮。季刚先生一瞧,心里登时来气了,心想,你是赶考来了还是吃鸭子来了。当时他没言声儿也没动作,在一旁冷眼瞧着,看那人忙着添柴烧火,一直等着鸭子熟了就要起锅了,他冷不丁过去,飞起一脚,把人家那鸭子锅给踹翻了,汤汤水水撒了一地。那人急眼了,揪着他要打。季刚先生说,‘甭管你怎么样,反正今儿这鸭子你是吃不成了’。”祖父又曾谈到:“季刚先生孝母是有名的。他跟我聊起过,少年时,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弄头驴,让他母亲横坐在上头,他牵着,在他家的那个大花园里遛,称为‘孝顺’。直到有一天他母亲实在受不了了,跟他说‘儿呀,你别孝顺我了,你把我孝顺得受不了了’。我想黄侃的本意大概是相当于今天人的饭后散步、消食。不过一位老太太吃完饭就坐在毛驴背上来回颠,大概不会怎么舒坦。黄侃所以如此做,我猜想一是自以为这是孝顺,为母亲消食,二来是要在那个瞧不起他们母子的家庭里显示显示,带有某种示威的意思。”

  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黄侃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派出的捕快已经出发,正在途中的黄侃才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回到日本。

  黄侃返在日本,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章太炎题其后曰:“蓟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淡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好大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事母,若与阮公同符焉。录是以是士行不齐,取其近真者是。若其清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固难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之论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老子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余每以是风侃,亦愿世之君子共谕斯言。章绛记。”

  太炎先生这段话的大意是:蕲春黄侃,少有家学,读书如有神助。尤其喜欢音韵之学,且文辞飘逸,追步晋宋时人。虽然以余为师,而师生间转相启发者多矣。黄侃颇喜佛理,性格却放浪不羁,以此更乐道庄子。昔年阮籍轻礼教,遇丧则见真性情。如其丧母,恸哭而吐血数升。黄侃居母丧,正与阮籍同。士人行为千变万化,应以至情至性为高。若其学问文采,当世人难与相比。余恐世人忽其大美而拘于小节,则其将难容于世。老子曰,圣人善于救人,因之天下无无用之人。余常以此劝黄侃,亦愿天下君子皆如此。

  章太炎这段话,真算得上是“高瞻远瞩”,且又“以微知著”。他对黄侃学术上的夸奖自不待言,尤其对黄侃的个性认识深刻。章太炎以为黄侃“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一语中的。然而,如此放浪形骸的人却事母至孝,因此章太炎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以是士行不齐,取其近真者是”。士行不齐,理所当然,“取其近真”,是关键词。当然,“真”未必就是好,“真”而不顾别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会招人腻味,让人讨厌。所以章太炎一面向世人为黄侃解释,“方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之论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

  逸事多多的文人

  黄侃因其名望、学问和个性,有许多逸闻逸事流传。

  刘禺生所著《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条云:“……其怕雷也,十年前四川何奎元,邀宴长洲寓庐,吾辈皆往。季刚与人争论音韵,击案怒辩,忽来巨雷,震屋欲动,季刚不知何往,寻之,则蜷踞桌下。咸曰:何前之耻居人后,而今之甘居人下也?季刚摇手曰:迅雷风烈必变。未几又大雷电,季刚终蜷伏不动矣。”此虽主要为记趣,然黄侃与人击案怒辩而争音韵,亦可见其对学术之执著。刘禺生于黄侃既深相知,所记之事亦多,如:“季刚晚喜易数,以爻卦卜牙牌数,自诩别有会通,可以致富。一日,卜得三上上,往购彩票全张,揭标中头彩,曰:今日所获,稽古之力也。乃以所入购建蓝家庄房屋,另筑新庐(即量守庐———笔者注),落成,大乐。”

  黄裳先生于其新著《黄裳书话》“关于刘成禺”一文中引刘禺生《世载堂诗》,其中一首为:

  狂师谈史善焚琴,标举奇闻苦用心。

  献得西施吴为沼,定谋诬陷顾亭林。

  (原注:黄季刚先生侃在大学清史讲座谓,小宛入宫,实顾亭林主谋,有献西施沼吴之意。称获确证,匿不示人。)

  黄裳评论道:“黄侃是著名的经学家与文字音韵学家,近来遗著大部也陆续印行了,报刊上也有谈到他的治学生涯与种种遗事的。有些事奇奇怪怪,好像不可思议。当时大学教授的作风确是与现在大不相同。刘禺生记下的这故事,不知道可的确。黄季刚曾教授过清史,我也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但这故事好象又不是捏造的。……”

  黄侃有六朝的名士风度,而名士风度的标志之一就是“率性而为”。这一点上,黄侃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有个例子,某日黄侃与众人宴会,客人中有位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少年学子迟迟未到,害得众人久等。此人来后,又未有多少歉意,并说自己不能久坐,因有重要会议出席,然后还要见某大人物。众人虽不乐,但碍于面子,尚虚与委蛇。黄侃这时过去,向他问道:“你有学问吗?”此人反问:“我留学美国四年,我能没学问?”黄侃说:“我留学中国四十多年,尚不敢称有学问。你留学美国四年,你就有了学问了?”

  黄侃的故事见于许多人的回忆,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第四卷“北大感旧录·黄季刚”条下记道:“黄季刚,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已经很是稀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选,择取可以用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是戊申(1908)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座,听见客来,只好躲人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戴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作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得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宇》、《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他的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它的骚扰力很不少,但是只能够煽动几个听他讲的人,讲到实际的蛊惑力量,没有及得后来专说闲话的‘正人君子’的十一号了。”周先生这里所引“八部书外皆狗屁”肯定是时人夸大的诙谐之语,因我前文曾引亲受季刚先生教诲的殷孟伦、徐复两先生回忆,殷先生说季刚先生的要求是先圈点《十三经》,然后将必读书增至二十四部,最后则要求三十岁前读完唐以前的典籍。而徐先生则说季刚先生要求必读二十五部书,且详细开列了书目。至于周先生说季刚先生“在讲堂上骂街”,恐有些过分,且不合于事实。许多蜚声学术、文化界的老前辈们的记叙,他们都是季刚先生的学生,都听过他的课,回忆中并未提到季刚先生有多少骂街之事。

  说到黄侃的特点,还有一个,即爱书。当然文人学者没有不爱书的,黄侃的爱书,也有许多趣闻。他在自己所藏书目册上写下这样一首诗:‘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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