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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烟散尽 解密抗战时期的地下联络点——“百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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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05-04
核心提示:    晚年的黄浩与王佩芝。    今日百花深处。 刘岳摄  新街口教堂黄长老  1939年5月一个寂静的清晨,新街口丁字街顶

  

 

  晚年的黄浩与王佩芝。

  

 

  今日百花深处。 刘岳摄

  新街口教堂黄长老

  1939年5月一个寂静的清晨,新街口丁字街顶头的基督教长老会福音堂尖顶上的小天使,和往常一样,舒展着一双小翅膀,吹着小喇叭,沐浴在春日的晨光中。

  “咚!咚!咚!”三声不紧不慢的敲门声,在晨曦中显得格外清晰。敲门声惊动了教堂的看门人,他从教堂大门的小窗户探出头,睁着惺忪的睡眼,打量着这个敲门人:中年汉子、乡下打扮、一脸憨厚。

  看门人问道:“大清早儿的,到这儿有啥着急忙慌的事呀?”中年汉子满脸恭敬地回答:“我是长老会的教友,找黄长老。”

  看门人一听这满嘴的河北乡下口音,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一准儿是乡下“教友”有难了,来找乐善好施的黄长老帮忙。他赶忙打开门,将中年汉子让进教堂,说道:“黄长老过一会儿才来,您先进来等等吧。”

  过了好一会儿,才见一位戴着眼镜、西装革履的四十几岁中年人走进了教堂大门,看门人赶忙招呼:“黄长老,又有乡下教友来找您了。”

  黄长老一张嘴,满口广东潮州乡音:“教友穷,不找长老找谁呢?他人在哪?”看门人说:“我把他让进了会客室。”

  黄长老缓步走进会客室,中年汉子笑嘻嘻地迎上来。黄长老一看认识,赶紧说:“这不是杨‘教友’吗,今日来有什么事呀?”

  老杨答道:“俺们那的教友赶上春荒,想请长老布施救济一下。”

  黄长老闻听此言,缓缓地说:“那就到我办公室说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办公室,黄长老关好门,压低声音问道:“老杨,你这次进城带来了什么任务?”

  原来,老杨根本不是什么“教友”,而是一名秘密地下交通员。就见他把袖口拆开几针,撕开一个小缝,从里面取出一个折好的细长纸条,递给黄长老,低沉地说:“黄长老,这是一个密写的药单子,张珍部长让你抓紧采购,尽快运往‘家里’。”

  黄长老接过密写的药单子,很淡定却又很坚毅地说:“好!我一定按期把药品送到‘家里’。”

  黄长老名“宠锡”,单字一个“浩”。他不但是新街口福音堂的长老,还是米市大街中华基督教会青年会董事长,崇慈小学校长和崇实小学、崇慈女中、崇实男中董事。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是一名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抗日情报人员。

  送走了老杨,黄浩赶紧回到簸箩仓胡同6号家中。这是一所大四合院,前后好几进,他和夫人王佩芝在这儿开办了“宠锡家庭挑补绣花工厂”,生意很红火,产品远销海外。他先到车间看了看挑补绣花工艺品,夸奖了几句女工,然后对王佩芝说:“又来了一批新花样,我们去看看。”

  两个人来到后院西北角的卧室,黄浩取出密写的药单子,用碘酒一刷,立马儿上面就出现密密麻麻的黑色小字和符号,原来都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名字。他脱口而出:“嗬!这次‘胃口’真不小啊!”再仔细一看,黄浩更兴奋了:“消灭鬼子,仗越打越大,‘家里’太缺药了。‘胃口’再大,我们也得想法子满足。再说,这可是白求恩大夫开的单子。”

  比照药单子的内容,夫妇俩屈指一算,除了香港、上海过几天秘密发来的一批药品外,还缺一部分药品,必须立刻筹措经费,启动地工组成员,马上购买,刻不容缓。

  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为八路军买药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冒极大的危险。

  黄浩把购药安排藏在自行车的车把套内,叫来女儿黄曙鸣,让她骑车送信儿。别看黄曙鸣(又名黄鹂)只有十几岁,但她在爸爸、妈妈的培养下,已经成为地工组的小骨干,秘密工作经验很丰富。她骑上自行车,出簸箩仓胡同不远,回头观察,发现有个人似乎在跟踪她。于是,她车骑得越来越快,到了北海附近恭俭胡同口,突然拐了进去。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就把这个人给甩掉了,顺利地完成了送信的任务。

  接到任务,地工组成员立刻行动起来。

  王佩芝和黄浩的秘书吴又居到北平汇丰银行,将黄浩从广东潮汕、香港等地同乡、亲友筹集来的巨额经费,以进货的名义,取出一些作为买药的资金。

  地工组成员李庆丰是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搞赈灾、为教会医院生产为名,利用医院的设备,在医院礼堂组织爱国职工做消毒急救包(主要有刀子、纱布、小药品等)、裁剪绷带。他还把原材料拿回家里,全家总动员,老岳母、夫人于淑敏和子女李寿康、李寿英都动手制作消毒急救包。因为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开设的,日本人也奈何不得。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如此大规模地为八路军秘密生产急救包,堪称一绝。

  地工组成员刘仁术是平津硝皮厂老板、一个大富商,还是日本人办的北平制革统一联合会的要员。凭着这些身份,他和夫人费路路通过“发国难财”的汉奸,从王府井大街“陆军御用达”药店,买到了所缺的西药。

  两天后,香港、上海的药到了。黄浩来到新街口丁字街南边的邮局“提货”,随后王佩芝“取货”回家。一会儿,两辆人力车停在簸箩仓胡同6号门前。因为工厂常进料,也经常通过新街口邮局往天津、上海、北戴河、新加坡等地发货,街坊四邻对这场景都习以为常了。看到王佩芝又“进货”了,邻居夸奖道:“黄太太,您好能干呀!进料、寄货都自己动手!”她一口潮州腔微笑着说:“过奖了!过奖了!大家一起发财。”

  王佩芝坦然地踩了两下自家人力车的车铃,女工姚文清(地工组成员)闻声跑出来,和她一起将车斗里的三个包裹搬进院子。工厂的女孩子们围上来问:“老太太,是不是又寄来新样品了?”她们哪里知道,这批“货”就是给白求恩大夫购买的药品。

  夜深人静时分,女工们都睡了,黄浩夫妇带领姚文清和女儿黄曙鸣,在四合院后院将药品、器材分类包装。为避免受潮,王佩芝先用蜡纸把粉剂和片剂(奎宁粉、磺胺消炎粉等)包好,再用黄色土油布包严。最后,用布包裹好,分别打包或装入柳条箱。

  药准备好了,怎么运出日本人戒备森严的北平城呢?

  从百花深处到贝家花园

  新街口南大街路东有一条小胡同,名字很有诗情画意,唤作“百花深处”。胡同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古老的传说。据说明朝万历年间,有一对年轻的张氏夫妇,在北京新街口以南的地方,买了20多亩地,把这块菜地变成了一处幽静的花园。于是乎,文人墨客纷纷前来赏花、赋诗。“百花深处”这个名字,随着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慢慢地传开了。

  张氏夫妇死后,花园逐渐荒芜,后来连遗迹都找不着了。再后来,这个地方变成了小胡同。花园不见了,而“百花深处”这个名字却传了下来。

  1939年初,百花深处西口新开了一家古玩铺,铺号“明华斋”。这家铺子上下两层、古色古香,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有点儿鹤立鸡群的味道。新街口一带的老街坊都知道,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就是乐善好施、大名鼎鼎的黄长老。

  这一天,明华斋刚开门一会儿,就见一个身着长衫的人进了铺子。大高个儿的掌柜叶绍青赶忙热情地打招呼:“苏老板,有日子没见了,您一向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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