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那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却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在延安的黄士广场上聆听过这位革命家的教诲。而此后十几年却无缘看到他。解放战争后期，我随部队转战华北，那是战斗正酣的时节，作为下层干部，却不知党中央就在身边。
终于，一个难忘的日子到来了。
那是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文代会正在进行。全国文艺界的代表们，正喜气洋洋地坐在怀仁堂里，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总理作报告。报告讲到第三部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那时时兴站着讲话，周总理是站着讲的。他手头有个稿子，但并不照着稿子念，而是讲得生动活泼，不断引起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代表们的脸上充满幸福和喜悦之情。
我坐在前十几排的位子上，正听得入神，忽然心里怦怦地跳起来，总理讲到如下一段：
“……所以，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同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周总理讲到这里，面向台下问：
“哪一位是魏巍同志？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那时我才30岁多一点儿，意外地听到这话，未免有些慌张，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
“你过去在哪里工作？”他面向着我问。
我匆匆地回答了一句，便连忙坐下了。实际上我只不过站起了半个身子。
总理笑着点了点头，又继续他的讲话。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崇高的鼓励，也是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热心关怀的一个例证。
从1954年起，我一连三届被选为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总理的接近就多起来了。在“文革”以前的十多年中，我常常参加总理召开的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和文艺界的集会。有时是在紫光阁，有时是在怀仁堂，有时是在新侨饭店、北京饭店，有时是在青年艺术剧院。总理的正式报告郑重些，而小型的会议则很随便。记得有一次在青年艺术剧院，他披着大衣坐在那里，谈笑风生，讲得很轻松。谈到某项工作有关的问题，便问××同志来了没有？下面便回答来了。会场显得很活跃。总理的这种工作方法，使得一些问题及时地得到解决；一些偏向及时地得到纠正。
总理的讲话内容很丰富。除了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常常讲到文艺问题。讲文艺问题时，又常常谈到如何做一个革命者，如何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等有关世界观的问题。他的话温暖而亲切，如春风细雨，滴滴入土。仿佛他不是“首长”，而是一位“兄长”。应该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比我们年长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在世界观的熏陶中，是受了他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讲到如何做一个革命者的问题上，他讲了极为精辟的话。他说，做一个好的革命者要树立起四个观点：第一是革命观点，第二是阶级观点，第三是群众观点，第四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无疑是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扼要的概括。总理没有专门写过论修养的书，我看这四句话就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世界观上最完备的教科书了。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偏向，就是轻视和模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甚至还有专文来批判阶级观点。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它与阶级观点是两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离开阶级观点，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
在公与私--也就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常常纠缠不清。直到今天，仍有人公开为个人主义辩护，甚至以批判林则徐的“无欲则刚”为名，来批判“大公无私”，认为个人私欲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认为周总理对这个问题讲得是很清楚的。他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类是公而忘私，第二类是先公后私，第三类是半公半私，第四类是自私自利。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当追求高的境界。他对雷锋的题词就是“公而忘私”。但是“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因而又提出“先公后私”。1963年在文化艺术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社会关）的问题。在讲到过“生活关”时，他异常热情地称赞了雷锋，并说：“雷锋日记反映了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日记体文学。过生活关就是要全心全意为集体，要求我们先公后私，有时公而忘私。”总理没有半句讲到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是合理的。 至于说到世界观的改造，总理真是苦口婆心，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句，我就不知道听了多少遍。这是总理一生很牢固的观念，很重要的思想。他认为，“每个人都要改造，旧社会来的人要改造，新社会长大的也要改造，因为社会里仍存在旧的东西，如果自己不坚定，没有防疫力量，就仍会受到旧思想的传染和影响，所以也要改造。尤其是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要使人们在艺术欣赏里得到鼓舞，受到激励，奋发起来，就必须掌握最好的思想工具和艺术工具。因此要改造自己，长期改造。”总理所说的改造，并不是专对知识分子，而首先是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地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可见总理对党内外以及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多么地重视！而这一工作由于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觉进行，是收到了巨大成果的。可是曾几何时，不知为什么，很少有人提到“改造”了，好象“思想改造”是一个令人忌讳的词。现在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发展得这样严重，不是很令人深思的吗？
1965年夏，越南战争升级，美国侵略者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这时，巴金同志和我作为第一批中国作家派赴越南访问。当时在作家协会负责的刘白羽同志，多次向我提及，这是周总理亲自指定的。秋末，我自越南归来，我的访越通讯还未写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从此，我失去了自由，也就没有再见到总理。
总理得了重病的消息，使全国人民深感不安。我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他憔悴的面容，真是优心如焚。总理逝世时，我正在天津，因此没有同总理再见上一面。但是那几天我一看到报纸和《参考消息》，眼泪就倾流不止，不能自已。后来我回到北京，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开始我强烈地抑制着悲痛，还比较镇静，可是在送灵车驰往八宝山的时候，我却再也抑制不住，十里长街有多么长，我的泪也洒了多么长。
1976年的清明是不寻常的日子。在临近清明节的几天里，我的精神处于一种作战前的昂奋状态。我决定不顾一切禁令，一连三天都到了天安门前。在那花海人潮中，我自感有责任和义务去充当一朵小小的浪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我让女儿贴上了自己的诗句。我觉得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我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情怀。
毫无疑问，周恩来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生前一再说，世界上没有完人，没有不存在缺点的人，但是相对来说，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典型。他，没有私心，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既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又有高尚品德和宽广胸怀。他为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所造就，又同他一向重视自我改造不可分。我们党拥有这样的人物，实在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太阳落了山，余光渐渐消退；而一个伟大人物的精神财富，却可以长留人间。如果我们愿意中华腾飞，愿意共产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便应当认真学习这样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