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侵华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到终审最后一批日本战犯，沈阳这座古城，以如此戏剧的方式见证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１９５６年６月，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对苏联移交的３６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一个甲子快过去了，如今重新审视战犯们在法庭上的忏悔和供述，是对善良心灵的一次煎熬，更是对历史的严肃回望，也是对现实的冷静思考。
铃木启久案件是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中的“一号大案”。这个昔日的陆军中将曾指挥日军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遵化县鲁家峪进行“扫荡”、在遵化和迁安等县沿长城地区制造“无人区”，多次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
在法庭上铃木启久供述说：“（在潘家戴庄）把村民集中到一个广场进行了大屠杀。例如把婴儿从母亲怀抱中夺来摔死，剖开孕妇的肚子，把人活埋，堆上柴草点火把人烧死，或者用刺刀、机枪等武器，一下子把这个村庄屠杀了１２８０余人。进行残酷屠杀以后，又把全村房屋都烧毁，并掠夺那里的粮食、衣服等物资，对这个村庄真正实行了‘三光政策’。……对此，我诚恳谢罪。”
在法庭最后的陈述中，铃木启久哭了：“想到那些被我毫无理由地加以杀害、并被我破坏了和平生活的人们，我的心好像就要碎裂似地难过。”
前日本陆军３９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在法庭如此供述：在襄樊作战中，派遣挺进队在南漳县武安堰附近残害无辜妇女、儿童和老人１２人。在五家营村附近抓捕了居民１８名，用铁丝穿成串把他们杀害了；另外在襄樊将３０余名中国和平居民，用铁丝绑起来扔到河中淹死。此外，我的部下还强奸妇女和轮奸妇女致死。
“我所犯下的罪行，比起诉书所提到的还要多。我在此，在中国人民面前低头谢罪。不论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都甘心服法。”佐佐真之助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
原７３１部队第１６２支队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供述，１９４５年３月，他曾经用伤寒菌对４名抗日人员进行活体试验。在１９４５年，他的支队生产了８７０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说。
“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问题，只要我一命尚存，我将牢牢地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前日本陆军５９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在法庭的最后供述上说。
藤田茂服刑获释回国后，践行了他的诺言，为日中友好奔走余生。在他写的回忆文章中留有这样一段文字：这场战争是由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发动的侵略战争。从中国的东北到海南岛，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过的地方，到处都洒下中国人民的血迹。我们不牢记这件事是不行的。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