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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人精神”的超越

时间:2008-10-21 10:17:55编辑:中国红故事

 

  一个时代的进步不光需要理性与知识的力量,超越的信仰、远大的理想、执着的意志更是人心的内在支撑。我们需要科技成果,更需要自己拥有创造这些智慧的文教体系。

  今年初,我应邀去大庆作交流,主人安排我去看这里新建的铁人纪念馆。这是一座非常宏伟的现代建筑,门票全免费,讲解员运用声光化电技术,全面展示铁人王进喜的生平和奋斗历程。当讲至第一列满载原油的火车从大庆驶出,运往急需能源的祖国各地,标志着中国终于摆脱贫油国帽子时,我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一样,忍不住热泪盈眶,喉头哽噎。

  下午,我们来到大庆油田技术博物馆,较之刚去的铁人博物馆,里面有点冷清,陈列也比较简朴。然而,内容也让我万分惊叹,石油成因的研究,油田勘探、开采、维护,还有非常系统的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支撑。石油形成的历史与环境,至今还有很多理论上的悬念,要从一千多米深的岩缝里弄出石油来,很多技术上的细节是我前所未闻的。这有以李四光为代表的成千上万地质科技人员长年探索的智慧结晶,更有国外借鉴的成果。大庆的冬天天黑早,到闭馆时我还没看完。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现代文明的真正灵魂到底是什么,是类似于王进喜代表的“铁人精神”,还是一群现代科技队伍和管理队伍所代表的理性精神与专业能力呢?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选择作出了回答。

  在毛泽东时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两个口号就是全部回答。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大寨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庆人头上的光环也黯然失色,被沿海小渔村变成的经济特区拿走了。很多人可能还记得,80年代初渤海石油钻井平台事件之后笼罩在整个石油战线上的愁云惨雾。这些年来,虽然在大庆一再有传言,可能会掀起新一轮全国性的工业学大庆的热潮,但即使真有这么回事,响应恐怕也不会很热烈。

  为什么沿海经济特区能够取代大庆这样一个靠中国人自己力量干出来的现代工业典范?其实,这代表的是两种现代化理念之间的转换

  过去人们相信,国家建设的动力就是国人自己用双手双肩大干苦干加巧干的奋斗精神,哪怕在七沟八梁的偏远山坳,在寸草不生的盐湖碱滩,只要有“铁人精神”、“铁姑娘精神”,什么人间奇迹都不在话下;虽然说也提倡动脑筋,群策群力搞技术革新,基本上限于经验、计策、点子的范围内,有些的理论知识也是非常初浅的,而且来自现成的外来的教科书,所谓土法上马,土洋结合,边学边干,并没有现代理性思维的系统训练。

  后来人们认为,现代化的动力源自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知识分子成了关键,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稍后问题变得更直截了当,既然现代科技来自西方文明,与其自己独立研究,不如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甚至打开国门,引进成套设备和流水线,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跟国际接轨。现在看来,后一种动力强劲得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释放的生产力以及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惊人的,人们再也无法想象退回到过去。

  今日大庆还保存有那个时代的诸多印迹,人们仍然秉持着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原则,政治挂帅、理想主义仍然主导着很多人的观念,但日常生活却已经按着这个时代的流行色彻底改变了模样。许多又脏又累的工种已由外来民工承担,而正式的员工却则在铁饭碗的迷恋和下海经商的诱惑之间犹豫着,人们从小的理想就是把个人的荣耀与集体大家庭的辉煌相联系,可是市场经济却一再把机会赐予那些独立追求利益的人。

  我们仍然需要反思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单纯以国际接轨获得自己实质性进步的动力?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越来越明晰起来

  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我们周身及周遭的一切,除了少数几样还留有祖先智慧的遗迹,几乎没有国人的当代创造,绝大多数都是外来智慧的产物。这在传统农耕时代看不出有什么要紧,那时的财富主要看实物的堆头和质地,可是在全球化的工商业时代里,财富的价值主要表现为自然对象人工化的程度,取决于知识、技术、艺术等人的智力投入所赋予的形式。因此,粮食、棉花、钢铁、水泥、石油、煤炭这些看起来最实在、最扎实、最过硬的东西,在现代经济生活里并不像我们长期以农民的眼光看的时候那样值钱,而图纸、创意、配方、标准、契约、芯片、软件等等在过去的眼光里微不足道的东西,却拥有决定性的价值。过去看来的硬东西,反倒软了,过去看来的软东西,反倒越来越硬了。

  然而在粗俗主义影响下,国人长期眼盯着那些看得见、过得硬的东西,耗尽资源,掏空廉价劳动力的青春,并承受着不可挽回的环境、生态、社会、伦理的失序,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而支配所有生产过程、价值标准及财富分配的却是外来力量。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信仰,没有自己的理念,没有自己的原则,没有自己的担当,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有功利主义的原则,只有人云亦云的思想,只有自欺欺人的面子,只有机会主义的行动,只有粗制滥造的产品。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打工仔,打工仔连现代意义的工人都算不上,因为没有工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待遇和权利,他们缺乏生活保障、养老保障、教育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难以走出打工仔的命运。中国经济老板层的极少数人虽然享有丰厚的利润,但在世界市场上也处在边缘状态,绝没有呼风唤雨、引领潮流的能力。促成这一经济格局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仍然在主张着高校产业化,实际上是利用国人对高等教育的高期待、高投入,提升GDP数字,另一方面提倡大学培养蓝领,也就是世界工厂所需要的普通技工和廉价劳动力。

  我们需要反思的第二个问题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又从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对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和分析

  西方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在其特有的文化潜质里,这又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源自希腊哲学的理性思维,追求客观、普遍、可实证的规则,它是现代科学和法理思维的基础,我们操控千变万化的自然对象,靠的就是科学规律的把握,我们建立人与社会的普遍法理秩序,靠的就是契约意识的认同,这是现代文明大规模、高效率、有秩序的最终奥秘。

  另一方面,源自犹太教的一神教信仰,把人们的精神关怀聚焦到彼岸的、超越的世界,这使人们远离肉体本能的欲望和日常生活的诱惑,这看似与现代文明没有关系,有关系也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引导人们脱离实际。但正是人对彼岸世界的信仰构成一个坚固的精神平台,这是任何其它文化难以塑造的,当上帝被当作终极的理性规定者和体现者时,信仰与理性走向一致,宗教便由精神的麻醉剂转变为现代理性的启蒙者。

  信仰与理性本身有对立的特性,但两者在欧洲中世纪的开始就达成了某种默契,信仰为理性提供精神平台和寓所,理性为信仰提供合理化的依据。在早期,古代文化在蛮族的厮杀和竞争中荡然无存,宗教狂热常常抑制理性的成长,但同时也给了理性必要的保护。随着文明的进步,宗教以自身的变迁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理性启蒙和普及作用,近代科学技术和法治国家都诞生在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社会的内部,就是这个道理。

  由此看来,国际接轨只能获得现代文明的既定成果,也就是获得人家理性智慧的结果,却不一定能激发自我的创造能力。因为人的创造力来自内在的精神世界,它需要远大的关怀、超越的信念、全面的教养,需要智慧上不断启蒙和创新。文化创造力才是不断提升自己内在动力,因此,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才是长远命运的真正主宰

  。

  再回到大庆,还原到它的起点上,我们发现一种具体历史背景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存在时代的局限性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尤其是要由落后的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既不可能重走西方文明的原始路径,也不能依附于别人现有的成就照搬即是,只能靠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摸索。一方面,必须引进和输入现代文明的因素,包括现成的基础设备、技术图纸,以及现成的知识、技术及管理体系,培训大批专业人员。这就发展起来了我们今天在大庆石油技术博物馆所看到的那些成就。

  新中国之初主要学习的对象是苏联老大哥,苏联援建的一系列大型工业设施迅速跃升了中国工业化水平。但这一捷径也造成了对外部力量的过度依赖,教条主义,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而且过于依赖少数专业人员。由于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中苏关系的变化,这一方面慢慢地弱化。

  在这方面,接下来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传统里不具备的现代文明要素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需要一个深刻而持久的文化建设过程。可是,人们往往把现代文明看作西方来的那些既定设备及技术结果,以为一次性地引进之后,加一些经验性的改进就万事大吉了。多年之后,人们发现这些引进来的只是枝叶,它背后还有一整套观念、逻辑体系作为基础,枝叶一旦脱离根基就丧失了生命活力。

  另一方面,必须调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民积极性,走出自给自足的农村,参与社会化的大生产,激发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尤其要鼓起普通劳动者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在大庆这片荒芜的冻土地上,打出一口口喷油井,工人王进喜成为宣传塑造的典型,的确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一个时代的进步不光需要理性与知识的力量,超越的信仰、远大的理想、执着的意志更是人心的内在支撑。西方文化里信仰与理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现代中国也表现为红与专、理想信仰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技术可以比较客观地表现在对象和公共生活里,它有连续的发展曲线和继承关系,因此看起来更加实在,而理想与信仰是主观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之间并无一律,有过的也容易瓦解,但没有它人们的心灵变得轻浮、虚妄、焦躁。今天去看王进喜所代表的理想,我们已经无法回归了,谁再宣传这些,会让人都感觉肉麻。但人们离开他,回到当代科技打造的安乐生活里,却有感觉一丝冰冷,禁不住有惘然若失之感。

  当时,中国工业化可谓白手起家,设备与技术条件很原始,工人们的体力与经验性智慧可以弥补工业化启动力的不足,他们的精神状态可以克服生活条件的艰苦,从而大大加快建设的速度,产生从无到有的奇迹。

  今天,在世界工厂的中国,那些平淡无奇的简单执行和重复,都由生存于边缘状态的成千上万打工仔去承担了。可是,到哪里去寻找我们需要的高端创造力,寻找文明社会需要的丰富精神生活,寻找我们对于消费生活的超越呢?这大概是人们怀念王进喜时想要解决的困惑。我们需要科技成果,更需要自己拥有创造这些智慧的文教体系。我们需要铁人精神,但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精神关怀和全面的人格教养之上。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