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遵义会议后红军最大败仗：朱德亲自上一线

　　核心提示：激战竟日，红军各部虽予郭勋祺部以重创，但未能予以全歼，而后续川军源源而来，增援郭部。战场形势犬牙交错，中央红军各部皆陷入苦战。最困难的时候，红军总司令朱德甚至征得毛泽东同志同意，亲上第一线，把生死置之度外。

　　　　战争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某一战役虽然规模与烈度比较有限，却能对战略全局产生根本性影响，导致敌对双方的战略态势和战略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发生的土城战役就是这种情形。尽管时隔大半个世纪，往事已然如烟，但从战略背景、战场态势、战役经过、战略后果等层次对尘封已久的土城战役进行新的探讨，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一、战略背景：中央红军决心渡江入川

　　土城战役发生于1935年1月24-29日，历时仅5天。战役揭幕前一周，遵义会议刚刚落幕，党中央在遵义刚刚为中央红军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

　　在此之前，中央红军已在赣、粤、湘、桂、黔数省间长途转战三个多月，几度调整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

　　1934年10月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之时，党中央为中央红军确定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是沿“肖克小道”，转战湘西，会合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共创湘鄂川黔根据地。

　　同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过湘江时撞上了蒋介石布下的所谓“天炉阵”，遭遇国民党湘粤桂各军及其“中央军”薛岳部共25个师约40万大军围追堵截。12月1日，中央红军虽然渡过湘江，却折损过半，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不足4万人。由此，中央不得不考虑调整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

　　1934年12月18日和次年1月1日，中央在长征途中，相继召开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放弃此前转战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原案，改为进军贵州，争取在川、黔边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正是根据这一决议，中央红军过湘江后，先沿湘黔桂边境进军，然后突然折而向西北，强渡乌江，直插遵义。

　　1934年1月15日，鉴于战略形势变化，中央举行遵义会议，决定再度调整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在遵义会议上，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等人提出：贵州人烟稀少、物产困难、少数民族多，且“毫无工作基础”;而四川一则有红四方面军接应，二则人烟稠密、“是西南首富”;三则交通不便、当地军阀有排外思想、蒋军难以向四川调兵;四则四川人民痛恨军阀横暴、有革命基础。有鉴于此，他们力主放弃原定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方针，改为“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等多数人赞同。遵义会议为中央红军确立的新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进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争取四川赤化”。

　　中央红军要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就必须由川、黔边强渡长江入川。土城战役恰恰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成功渡江入川，因而战役胜败就具有了事关全局的战略意义。

　　二、战场态势：战胜川敌是关键

　　根据当时情势，中央红军要实现刘伯承、聂荣臻提议并得到遵义会议认可的新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就必须迅速占领并控制西起宜宾、东至合江之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等3个渡江点，并控制临近渡江点的土城、赤水城等地域，建立一个稳固、有一定纵深的渡江桥头堡，保障渡江安全。亦即是说，要渡江及控制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等渡江点，首先要占领并控制长江支流赤水河沿岸的土城和赤水城。

　　遵义会议散会时，中央红军主力分别集结于松坎、桐梓、遵义三地，距土城、赤水城各约一两天行程。1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及中央纵队3万余人分途由集结地北向土城、赤水城地域进发。1月24日，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击溃黔敌王家烈部教导师，攻占土城，26日又继续北进，占领赤水城郊的旺隆场、复兴场等要地，并对占领赤水城的川军两个旅发起攻击。与此同时，罗炳辉红九军团和董振堂红五军团分别攻占西距赤水城半日行程的习水城以及习水与土城之间的三元场，掩护红一军团右侧翼安全;彭德怀红三军团则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红军四个军团互为犄角，阵型厚重，三面威逼土城。不仅如此，为保障中央红军渡江入川，中央还分别致电川北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地区贺龙指挥的红二、红六军团，令其分别向川南和湘黔边出击，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此时围攻中央红军的敌军名义上有17个师又13个旅约40万人，超过红军人数10倍。但战场态势却不利于敌军。敌军各部中，蒋系中央军薛岳部8个师远在贵阳、息峰等地，且已十分疲劳，一时不能参战;滇军3个旅尚在滇黔边境、桂军两个师远在独山一带，亦短时间难以参战;湘军4个师屯集于湘黔川边境地带，企图阻遏贺龙红二、红六军团西进，亦远离战场;黔敌虽有3个师临近战场，一则新受红军打击，二则对阻红军北渡长江不甚积极，因而不是强敌。真正对中央红军渡江构成威胁的是驻屯川南的川军潘文华部10多个旅约5万人，其中尤以郭勋祺部为劲敌。

　　三、川黔边鏊战：土城变成风暴中心

　　战场态势表明，中央红军要实现渡江入川目标，必须击破川军。土城战役于是就演变为红军与川军的较量。

　　1月26日，红一、红九军团主力刚占领旺隆场、复兴场、习水等地，就遭到赤水城川军两个旅的攻击。川军养精蓄税已久，是生力军，装备也优于红军，且有极强的“保川”意识。红军则远征数月，无后方作战，缺粮少弹，体能下降，因而在川军攻势下陷入苦战。两军在旺隆场等地反复拉锯，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在此同时，川敌郭勋祺部两个旅沿东胜场、温水轴线，从东往西，直扑土城垓心。中革委根据初期情报判断，进兵土城的郭勋祺部计为2个旅4个团，如能予以全歼，就能震撼川敌、黔敌，打开战局，实现渡江入川计划。

　　1月28日，中央红军一面以红一军团一部及红九军团主力继续在北线阻击自赤水南下的川敌2个旅，一面集中红三、红五军团、军委干部团及红一军团一部，全力围攻郭勋祺部。激战竟日，红军各部虽予郭勋祺部以重创，但未能予以全歼，而后续川军源源而来，增援郭部。战场形势犬牙交错，中央红军各部皆陷入苦战。最困难的时候，红军总司令朱德甚至征得毛泽东同志同意，亲上第一线，把生死置之度外。

　　事后查明，向土城进兵的川敌郭勋祺部不是2个旅4个团，而是4个旅8个团。其后还有几个旅的后援部队向战场开进。而北线赤水方向的敌军两个旅也加紧南下，接连突破红一军团阻击部队的阵地。更严重的是，重占遵义的黔敌士气有所恢复，跃跃欲试。而薛岳所部中央军也渡过乌江，加紧向土城开进，企图配合川黔各军，聚歼红军于以土城为中心的川黔边。

　　由于未能速战速决，迅速解决川敌郭勋祺部，也由于敌援军四面合拢，中央红军不得不忍痛撤出战场，西渡赤水河，以脱离敌军包围圈。

　　四、战略后果：中央红军转渡金沙江

　　显而易见，中央红军土城战役受挫，其原因不在战略指挥层面，而是战役战术层次出了问题。

　　土城战役红军受挫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敌情判断有误，原认为进兵土城的郭勋祺部只有2旅4团几千人，不难歼灭，实则有4旅8团近2万人。

　　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以王家烈所部贵州“双枪兵”的标准定位川军战斗力，对川军的战斗力及其“保川”意志明显低估。实际上，川军内部长期混战，又屡与红四方面军交战，其战术意识远高于黔军。川军装备不但好于黔军、红军，甚至不次于蒋系“中央军”。如川军使用的美式轻机枪性能就优于“中央军”。同时，尽管四川军阀内部矛盾重重，但在阻遏红军入川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刘湘为阻遏红军渡江入川，一方面改变多年抵制“中央系”入川的政策，允蒋系人马入川，并以最快的速度向川南地区紧急调集10多个旅的生力军，组建南路司令部，以对抗红军。刘湘还明确提出对中央红军要采取攻势，阻其渡江，把对中央红军的“战争推到省外打”。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红军脱离根据地作战，长途行军作战数月，已极度疲劳，体力严重透支，尤其弹药奇缺，伤员难以安置，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对此，彭德怀回忆说，由于没有根据地支持，“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掉队”。红军一向善于以少胜多。如果中央红军的战斗力还保持在五次反“围剿”时期、甚至保持在湘江之战时期的状态，没有理由认为在土城战役初期川军孤军作战，战场态势有利于红军的情况下，红军不能全歼郭勋祺部(即使敌军数量比早期判断多一倍)，从而取得土城战役的胜利。

　　土城战役失利引起了极严重的战略后果。此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在数十万敌军中自由机动，并取得了若干战役战术成果，如二渡赤水时重取娄山关、再占遵义，歼敌2个师，等等。但是，红军始终未能调动敌军，摆脱战略被动，再度造成直接渡江入川的态势。蒋介石在令黔军王家烈部、“中央军”薛岳部战场机动，死缠中央红军的同时，严令湘军死守湘黔边以及令川军死守长江沿线，严防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或东去湘西。

　　此后，中央红军不得不完全放弃从川黔边渡江入川的计划，四渡赤水后由南转西，再寻路由金沙江渡江入川。虽然遵义会议确立的军事行动计划第四条规定：若“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可“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但是，这种战略选择毕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