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红故事

敢闯敢试铸就深圳奇迹

时间:2022-12-13 11:28:57编辑:中国红故事

深圳蛇口工业区树立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

  上世纪70年代末,跟全国一样,广东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彼时,贫穷、落魄的广东与毗邻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的刺激下,广东边境的农民外逃出港成为突出现象。

  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广东省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个情节后来被认为是为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贫穷而生的强烈的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老家,那里的贫穷和破败令吴南生震惊。“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吴南生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找来香港商界的朋友们帮忙出主意,他们建议说,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区,这样最快,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马上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

  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立即开会研究此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要求写一个报告,当年4月他到北京开会,当面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央同意了广东的建议。最后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地划出一定地区试办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但这些地方的名字还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建设要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邹尔康对媒体回忆说,深圳当时就是一穷二白,基础设施条件极差,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宾馆,什么也没有。“你总得搞一些基础设施。第一个难关就是资金问题,广东省领导到中央去,希望中央给点钱。小平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血路怎么来的?中央给了几个政策,允许外来资本,允许银行贷款,从各种渠道筹钱。后来才知道钱能生钱,这个理念是香港人带进来的。”邹尔康举例说,有个外商在深圳建一个楼,规划是建5层,第3层建好了,就开始卖,一路建,一路卖房子,就这样滚动。“钱能生钱,这就是市场经济。”

  但万事开头难,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他原想借助外商先把基础设施建设给做起来,但外商不肯。

  那年冬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深圳,吴南生陪着一路看,当时正在修路,到处灰尘滚滚。他对谷牧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谷牧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3000万你一年也够用了。”靠着这3000万,吴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条主干道深南大道。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立法。香港总商会的人建议吴南生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外国人最怕。”吴南生深以为然,立即主持起草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

  一年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条例一宣布,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深圳人不再出逃香港,相反,香港的有钱人却跨过罗湖桥来赚钱了。吸引他们的是深圳的商机,这里税收便宜、工资便宜、土地便宜……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那个时候,深圳的工资远高于内陆地区,对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谷牧有一次到深圳来,在酒店吃饭,他问一个服务员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服务员回答说:“450。”谷牧开玩笑说,“哎呀!你比我还多,那你要请客。”

  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例如,“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等等。

  吴南生生前回忆说,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都压在我身上,因为主要是对着特区来的。压力不但来自北京,还有我们这里一些人‘造反’,你毫无办法。”

  关键时刻,谷牧一直为他顶着。“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就大祸临头。”吴南生认为,中国办特区,谷牧是大功臣。另一方面,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是否真的长期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半信半疑。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切的问题一直等到特区成立5年以后,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才得以解决。

  吴南生回忆,邓小平到了深圳,他们给他汇报工作,完了请他作指示,邓小平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

  “把大家都吓坏了。”吴南生说,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

  深圳立刻派人到广州等邓小平从珠海回广州,找他题字。等了三天,大年三十这一天早晨,小平从外面散步回来,邓榕把纸和墨都准备好了说,人家专门赶来要请你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

  邓小平最后题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题字以后,“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所有市长书记都要求办特区,过去都把特区看作是另类的,现在知道是对的。”全国城市的干部们分批到深圳学习,深圳正在发生的一切令他们感到新鲜。中央也邀请外国使节分批分次地到深圳来考察,他们相信,中国真的要改革开放了。

  同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在四大特区之外又批了从大连到北海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沿用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也因此成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最为关键的一年。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抖音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