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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传奇一生与汽车的不解之缘

时间:2011-08-25 23:00:36编辑:中国红故事

 

 

  ■早年曾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

  ■直接参与了一汽、二汽建设的重大决策;

  ■坚决支持中外合资汽车企业;

  ■对红旗轿车情有独钟

  从一个长期浸淫汽车行业的记者的角度,回顾邓小平光辉和传奇的一生,我发现,邓小平与汽车其实也有着不解之缘。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在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时,提到自己和汽车工业的渊源,他说,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经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

  历史资料记载,1925年11月6日,是年21岁的邓希贤(邓小平)到法国比杨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作为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学习钳工,计件工资的单位工价为1法郎50生丁。

  催生新中国汽车工业

  最早参加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建设的陈祖涛,曾向《财经时报》回忆了这样几件事情。

  1953年从西南调任北京的邓小平,直接参与了国家建设的重大决策。1953年6月,第一汽车厂的建设计划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提高产量、追加投资和缩短建设时间,由原定四年改为三年。为此,一机部向中央打报告说:“四年完成就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但是如果不这样,亦有若干需要考虑之处,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中央很快开会讨论此事,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邓小平发言,同意刘、周、朱等领导人的看法,支持三年建成第一汽车厂的计划。会议决定形成正式文件后,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号召全国都来支援一汽建设。

  陈祖涛说,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1958年9月19日,当时,邓小平和李富春、杨尚昆、蔡畅一起来一汽视察。

  当年8月,中国第一部高级轿车红旗出产。邓小平问厂长饶斌,红旗的性能比伏尔加和吉姆怎么样。饶斌答“比它们高级”。

  邓小平很高兴,说:“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酒就行。”

  邓小平用幽默的话语肯定了红旗的成就,也为大型轿车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后来,中央书记处坚定支持红旗的发展,把制造红旗轿车作为政治任务来抓。

  邓小平在一汽和李富春总结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经验,后来增加了鞍钢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做法,形成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向政治局汇报,毛泽东总结为《鞍钢宪法》,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向全国推广。

  1958年“大跃进”,邓小平冷静地看待形势,由于他在国外曾做过汽车产业工人,因此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汽车工业和世界的差距,没有头脑发热。他后来指出,中国的汽车工业还是在儿童团时代,要发展汽车工业就要走专业化协作,发展大生产的道路。他强调“要改造儿童团”。

  邓小平的睿智还表现在细节上。二汽建成后,中国自己开发的发动机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是温度过热,一直找不到结症所在,事情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这个事情简单,到国外找一家知名发动机公司咨询、诊断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后来中方与英国里卡尔多公司合作,中国的发动机终于成为可靠性、动力性都具有先进水平的机器。

  支持建设发展二汽

  原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办公室主任李清则向《财经时报》介绍了邓小平在决策二汽建设方面的情况。

  1964年中央考虑开始筹建二汽,原设想在中南地区选址由湖北包建,又担心一旦发生战争,长江大桥被炸,影响二汽发展,因此考虑改在四川。

  1959年,又有领导主张在湖南建毛泽东汽车厂,就去湖南选址。

  1965年,考虑打仗需要,决定建在三线地区。当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川汉铁路不经过湖南而过湖北。11月,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飞抵四川,向正在四川视察的邓小平请示,根据中央决定改线,二汽可在襄渝沿线选择厂址。

  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段部长的意见。1966年,一机部给中央写报告表示,根据小平同志指示和铁路修建计划,二汽厂址选在鄂西北郧县的十堰一带。

  14年后,邓小平来到二汽视察。他在四川乘船途径葛洲坝时就问“这里离二汽多远?”,得到不远了的答复后,他决定从武汉乘火车到二汽去看看。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来到十堰,受到二汽负责人黄正夏、王兆国等人的欢迎。

  邓小平看到车间大拉床上的厂标“济南第二机床厂”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就把段君毅拉到身边说:“我们的机械工业能造这个,不错嘛!现在看,以我国自造设备为主,适当进口些高精度设备,这样武装现代化工厂的道路和经验值得总结。”

  在负责同志介绍二汽自筹资金分期建设的续建方针时,邓小平点头称赞说:“我看过国务院批准你们这样做的文件。”接着又问道:“四川大足汽车厂是不是可以照二汽的办法办?”

  在总装厂摆放的各种型号的东风系列产品,也引起邓小平的极大兴趣,他说,一定要注意品种系列化的生产,汽车厂也可以生产非汽车产品。二汽注意满足军用是好的,但从长远、根本看,主要应搞民用,军队要车,可能第一批要得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你们又搞5吨,又搞8吨,都是民用的,这很好。”邓小平说。

  邓小平还观看了军用越野车的爬坡表演,说:“两吨半越野车,我知道,听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立了功,部队很欢迎。”看到越野车爬上32度的陡坡时,他满意地点头说:“能爬上这么陡的坡,部队当然欢迎。”

  在二汽负责人汇报到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谈合作事宜时,邓小平说:“那好呀,雷诺汽车厂我知道,20年代初我在这个厂做过工。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汽车好像已经饱和,还有生意可做。既然汽车可以出口,其他机械产品也应当能够出口,这说明外贸潜力很大,只要把质量搞好就能出口。”

  在谈到其他企业采用多种形式筹组联营公司的设想时,邓小平认为,应当这样搞,不这样不能打破“小而全”,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化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

  在铸造一厂,看到干净整洁的车间,他感慨地说,一般铸造车间都很脏,这里却比较干净,温度也适宜,不仅对工人的健康有好处,而且与铸件的质量也有密切关系。

  邓小平对二汽的评价是:“二汽生产好,管理也不错!看了二汽,说明我们中国的机械工业是不错的,有许多设备可以造,汽车能过关嘛!机械行业行,别的方面也行嘛,就是说,从汽车工业可以看出机械工业的水平。”

  当时76岁的邓小平还对二汽有39岁的厂级领导王兆国等年轻干部尤为高兴,他认为这说明中国人才辈出。

  决策中外合资汽车企业

  据福特(中国)公司副总裁许国祯介绍,上个世纪初,孙中山曾给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写信,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制造汽车。这个愿望后来被福特的后代实现了——1979年,率代表团到中国进行汽车项目洽谈并受到邓小平接见的,正是亨利·福特二世,这件事曾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

  在上海大众工作的饶达认为,邓小平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最大贡献是同意进行中外合资。当时外国轿车进口很多,外汇很紧张,国家考虑搞汽车组装,但许多外国汽车厂家不愿把技术引进到中国。

  当时,一机部部长饶斌和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打报告给中央,要利用外资改造上海牌轿车。李先念、余秋里等都作了批示,一机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了邀请电。但接触后,外国汽车公司都认为中国轿车工业基础太差,兴趣不大。

  美国通用公司提出,中方最好用“中外合资经营”的方式进行合作,饶斌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要中央高层决定,于是,确定项目后报国家计委并请示邓小平。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很快向邓小平作了请示,邓小平对轿车生产搞中外合资经营表示支持,他说,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还讲了中外合资经营的几大好处。

  此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值“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期,许多专家表示,“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上海的轿车合资项目”。因为当时这么大的项目,而且是与外资合作,谁也不敢拍板,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胆识和气魄。

  陈祖涛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倡“拿来主义”,北京吉普的合资项目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合资项目,也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项目报到中央以后,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在北京建立中美合资企业。

  上海大众负责对外宣传工作的陆军告诉《财经时报》,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来到在他关注下建设起来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现代化的厂房和全自动流水线前,邓小平感慨万端,他说,闭关自守不行!

  邓小平当时回忆往事,“‘文革’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和‘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去法国时坐5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10万吨、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如果不是开放,我们造汽车还是像过去一样靠敲敲打打,现在不同了,这是质的变化。”

  邓小平特别强调,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行业。他意味深长地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很多障碍阻挡着我们……”

  一直乘坐红旗轿车

  陈祖涛回忆道,1984年8月,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机部部长饶斌心情从未有过这样的沉重,当时中央领导决定红旗轿车停产,迎宾及领导用车使用进口车。

  同年,中央决定国庆35周年在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用什么检阅车,也成了中国汽车人的心中悬念。

  时任中汽总公司总经理的陈祖涛说:“当时这是一个绝密的事情,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直接找我给一汽下达任务,制造防弹检阅车。

  “我们研制的防弹检阅车的底盘是装甲钢板,一般的炸弹都炸不坏。玻璃也是可以防弹的树脂玻璃。样车试制出来后,专门到靶场进行实弹射击,效果一般,改进后,安全性能非常好。

  “检阅车是敞蓬的,要求自动升降的软蓬也能防弹。当时这种材料制造技术只有美国有,但得到它很困难,一是美方以军事用途为由不给;二是要天文数字的美元。我们决定自己干,通过和国防工业系统的密切合作,终于制造出中国自主开发技术的高级防弹检阅车。”

  1984年10月1日,陈祖涛在观礼台上忐忑不安地注视着邓小平乘坐敞蓬防弹车检阅三军部队,直到他回到天安门城楼才松了一口气。

  当年11月3日,邓小平特地为一汽签发军委嘉奖令,表彰汽车行业的同志为阅兵所做出的贡献。四年后,红旗车恢复生产,其中,秘密研制高级防弹轿车的技术资料,为红旗不倒和继续高扬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阔的空间。

  “据我所知,小平同志后来一直乘坐红旗轿车。”陈祖涛说。